品味我们的城市中国(一)
来源：金玉米 编辑：迪拜
时间：2013-05-26
一、王者有如北京
二、情调者有如上海
三、包容者有如广州
四、若愚者有如武汉
五、暧昧者有如成都
六、先锋者有如深圳
七、厚重者有如南京
八、火爆者有如重庆
九、含情者有如杭州
十、探索者有如苏锡
十一、沧桑者有如西安
十二、柔美者有如昆明
十三、仗义者有如天津
十四、豪爽者有如沈阳
十五、孤独者有如厦门
十六、委屈者有如海口
十七、憨厚者有如济南
十八、尴尬者有如南昌
十九、潜行者有如长沙
二十、悲情者有如合肥
廿一、情义者有如徐州
廿二、消沉者有如太原
廿三、苦情者有如开封
廿四、婉约者有如扬州
廿五、灵秀者有如桂林
廿六、寂寥者有如兰州
一、王者有如北京
进入正题，随侃北京。大气、王气、霸气是北京留给中国人的原始印象，照理说来，北京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应该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自从建国以来，北京户籍的管理可以说是全国最严格的，但从全国大串联时期的红卫兵大军到上世纪末开始那股“北漂”大潮看，多少人还是向往着北京的，但很难说这是由北京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决定的，翻番史书，答案就出来了，也很简单：因为它这是首都！
西汉时，长安（今西安）可是当时（武帝时）全国乃至全世界（主要指亚欧大陆）不折不扣的的经济文化中心！如西蜀司马相如者、广川董仲舒者对长安都是“心向往之”的，看现在的西安，因其是陕西省会，还是比较像样子的（至少在西北无别的地方能出其右）；又如北宋时的开封正是1000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而今却成为没落城市的代表文本，怎么会垮得如此厉害？很大的原因是省会头衔旁落，经济的下滑，造成人才的流失，之前位于开封的曾经河南高校的老大河南大学农学院已迁到了郑州重新成立了河南农业大学，而前几年，很多河南大学的老师都渴望能把学校搬到郑州去，去办河南的河南大学。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国家，政治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远比经济、文化等其他地位重要，动用政治的威力原可以凭空造出一座城，也可立即毁掉一座城（如隋初毁建康），它可顾不了那么多的“市场规律”。
北京牛，就因为它是首都，更聚集了些明清留下的建筑和“王气”，可能不少外地出差到北京的人都有意无意中感受到了北京城市的这股“霸气”和北京人的“冲天牛气”。拿刚才提到那本书来说吧，“北京人到了外地，千万别带北京朋友到公园去玩，因为外地城市的公园与北京的公园一比，那简直就是一个小院子。”（第4页），的确，北京的公园是大，但也不能漠视地方上公园的存在，拿江南来看吧，不知带北京朋友去杭州西湖玩玩行不行？够大了吧！也够靓，不然当年乾隆皇帝就不会回京后还仿着西湖的样子把颐和园大力改造。去苏州园林玩玩行不行？够美了吧！如果光以面积来论值不值得一游，显然有失偏颇。看来，贪“大”，是北京和地方比较时的一个重要参数。
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北海、天坛、龙潭湖、陶然亭是多么的“大”，但北京像日坛、月坛这样的公园也不在少,“吹牛”和喊“口号”向来是北京人的拿手好戏，我们可以去认真审视北京足球队那个“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大口号，可是真的好，不过却在联赛里至今没争到过，这不，话又说过了。人人都知道，天安门广场够大够气派！对此，北京人没少自豪，自诩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广场。但根据数据显示，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是44公顷，而江苏省地级市无锡的太湖广场面积是67公顷。广场可以再扩，高楼可以再建，像“大”和“高”这种东西拿来比是意思不大的，北京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最大的主”啊
北京人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城市哪有不偏见和排外的？上海不排外吗？成都不排外吗（针对西南其他城市）？苏南的城市不排外吗（针对安徽和苏北）？事实证明，哪都一样！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而英国人排外可是出了名的，像利物浦这样的贫困老工业区的地层民众尤甚，他们不喜欢看到外来打工者抢走自己的饭碗，也不希望外来暴发户抢占自己的街区。所以，过分苛求北京就有点一相情愿了。公允的说，腔Ъ贫劝阎泄讼拗圃诹俗约旱某錾兀本┗Э谝馕蹲派矸莺偷匚唬馕蹲趴梢韵硎芡獾叵硎懿坏降纳缁岣＠优箍梢郧崆崴伤缮媳本┑拿拼笱А？梢运担谝欢ǔ潭壬希说男奶潜弧袄焙汀坝毖现嘏で湫蔚模蔽颐强梢源拥蹦昴遣糠缑乙皇钡摹侗本┤嗽谂υ肌防锟吹奖本┤艘灿蟹淼氖焙颉Ｋ裕钦呃畛信舨蝗衔本┦峭纺曰蛐脑啵八涫凳俏福慌磐猓梢脖鹬竿趺慈惹榈拇恪薄?br /> 北京城成了首都，北京话也就成了正统，北京人是没事偷着乐了，但全国人民身上表现出来更多的是自嘲：诸如“四川话差一票就成为了中国普通话标准音”、“南京话差一票就成为了普通话”，甚至持“广东话差一票输给了北京话”这种怪论的在网上也不乏其人。历史选择了北京，留给老百姓的只有些谈资罢了。北京话成了“官话”，北京人说起来自然是难免“眉飞色舞、气壮山河”。
文明的融会从来就是相互的，自满清1644年入关以来，北京在汉化满人的同时不觉的也接受了满化，特别是清朝后期的散漫自大的旗人习气传染了大批北京民众，嘴上是“爷”（而今换作了“您”）叫的那个响，心里却是谁也不服谁，天子脚下，皇城根前，老子天下第一。说到城市规划不力造成北京今天的“堵”状，梁思成先生泉下有知，真要再呕出几大口血来。本身把行政中心放在“皇城”旁边就不是明智之举，既破坏了故都文物与风貌，又造成拥堵，面临即将到来的08奥运，北京市政府是率先坐不住了，2005年年初，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概念。“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课题研究组建议，重新调整铁路车站的职能和布局。而关于市直机关迁出旧城区的问题，课题组设想了各种方案，网上也吵得沸沸扬扬，外迁目的地也出现通州、大兴之争。但政府却否认了中央行政区的外迁传言，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城乡差别大，是京津唐地区的一个通病，我们还是先掉头到长三角看一看，沪宁杭之间的大中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有目共睹，而其县级城市如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等也是在全国县域经济中名列前茅，《经济日报》在2005年12月1号公布了第五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江苏江阴市、江苏昆山市、江苏张家港市分列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前三名。北京市1个，河北省3个、上海市1个，江苏省22个，浙江省27个，广东省3个，四川省1个…… 更严重的问题是，据《新京报》报道：由亚洲开发银行和河北省政府在中国首部省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报告———《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首次公开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战略研究》指出，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的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等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其实，京津地区为了北京和天津的发展，为了维护生态和保证京津地区宝贵的水资源，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
而北京市长王岐山近日考察张（家口）承（德）地区后，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北京的发展，如果没有北京周边地区的发展，北京就是一片孤岛，它的长期、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反观上海，以自身强大的牵引力拉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了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都市带（苏州10年来的强势崛起就是最好佐证），而北京为它的近临们作了什么？所以，北京没有什么好牛的。北京不应仅仅只是一个实力强劲的大城市，更应该像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样，拿出你的决心，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城市”。而建设以北京为中心，以京津为主轴，以石家庄、秦皇岛为两翼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的一项宏伟计划也已经被放上案头，借此打造真正的“两小时交通圈”。
既然北京这么不好，可人们又愿意到北京去旅游，长见识，或许，中国人对北京这个首都存在着严重的“恋母情结”，但放之华夏，这顶帽子大而不当。中国社会历来就是一个官本位、权本位的社会，这一点在中国人的思想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可以说大多人去北京玩，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而多半是冲着紫禁城的皇气、恭王府的奢华走马观花一遍当年皇帝和大官们住过的地方，拿回去作为自己饭桌上的谈资的。
2008原本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奥运会也本因是北京的梦想，在北京建奥运场馆用的是北京的地，花的却是全国的钱。记得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吧！全国上下一心是多么的用命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量中华之物力，办北京之奥运，结世界之欢心！”反观广州也即将举办2010年的亚运会，怎么就没那么大气势呢（仅在珠三角有些造势）？难道广州是后妈生的？北京人偷偷坏笑。但越来越恶劣的气候、恶化的水质、乃至城市应急机制的滞后，已让北京不堪重负，甚至波及危害到了旁边的兄弟城市，北京向它们要地要水，尤其毗邻京津二市的河北最为吃亏，而在学术界吵得不可开交的“南水北调”工程能给北方（这个工程应该说主要是照顾北京的）带来淡水的同时，还有一片骂声。学者谢鉴泉在《经济学消息报》(成都04.1.23)以《南水北调的反方思考》为题撰文指出,南水北调工程会破坏沿途生态系统.下游方案将穿过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平原,占用大量肥沃耕地.上中下游方案的共同作用，将减少长江水注入东海的数量，使海水倒灌，造成咸潮冲击长江口，使土地盐碱化，并造成大批人口饮用水困难。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地区的饮水困难，却造成了上海周边地区更多人口的饮水困难。南水北调工程会占用大量耕地，所占耕地相当于一个山区小省的耕地。这些耕地，将造成大批农民失去生活基础。同时，引水到北方灌溉增产的粮食，还抵不上三条引水工程沿途占用耕地减产的粮食，真是得不偿失。南水北调会造成大量移民。据不完全统计，仅丹江口水库加高，就将产生３０万移民。三大方案付诸实施，包括沿途失去土地的农民，其数量将超过百万之众。（移民的花费是巨大的，对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低估的。移民新建住房需要大量的木材、钢铁等物资，这对环境来又是一场浩劫。）这一大规模的改变自然的工程要穿越四大河流域横截７００多河流，打破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自然界限，将改变四大河流域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甚至超过三峡工程。安全问题也很突出。北美的调水工程，终因要经过西部地震带无法确保安全而搁置。我国邢台、天津、唐山地区的地震风险和强度都不在美国之下。无论是在防漏、防裂还是在防震方面，一旦出现问题，将带来灭顶之灾。
分散首都职能早已成为老生常谈，在这方面，来自民间的声音很多，的确，分散首都职能不仅可为身处地震带上的北京减小城市发展压力，还可以带动具有首都部分职能的城市周边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划分中央和地的权限是个敏感且永恒的话题，而今天的中国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既然共同富裕是国家的奋斗目标，那么共同发展，打破一些人为设置的发展限制有何不可？北京许多河道、湖泊都要靠密云水库供水，可密云水库只有11亿立方米，1000多万人口又都等着喝这盆净水，而供人欣赏的水景又如此之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建国后北京曾遇到过几次大的水危机，天津、河北和当时的密云县都为保证北京用水做出了巨大牺牲。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北京有关方面承认，未来10年水源短缺将是中国国内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由于中国旱灾情况日益严重，再过30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社会的呼喊加上自然的要求，看来，北京应该改变了，一直是政治文化中心还算说得过去（20世纪30年代前后除外），从北京在近代的发展轨迹来看，它不是以经济立市的，民国时期的工业城市是上海是天津，甚至无锡南通这些新兴城市也走在古老的北京城前面，建国后50多年来众星捧月式的发展又让它试图向“经济中心”靠拢，看的出来，骨子里，北京是不接受分散首都职能这种理论的。在2006年1月15日召开的北京市人大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表示，北京将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对于北京发展定位的表述已不再是传统印象中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甚至不再提及“经济中心”，显然这是一个信号，将有效改善京津、京沪之间的合作，预示着北京将在京津冀都市圈乃至全国寻找新的定位。
不过，北京到底还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我们有理由对北京的未来充满期待和希望，但首先，需要北京收起那张“皮笑肉不笑”的尊容和卷起那张越摊越大的大饼。
二、情调者有如上海
上海向来自认是中国最“BB”的城市，加上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诸多文字的“推波助澜”，上海，早被认为是中国最彰显贵族气质的城市。的确，上海人有他们的骄傲——外滩，那里有当年号称“远东第一大楼”的沙逊大厦（今为和平饭店北楼），有“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百令海峡最华贵建筑”之称的汇丰银行大楼（今为浦东发展银行），有“情深深，雨蒙蒙”着的外白渡桥……能怀旧的地方对上海来讲，早已拥有太多太多。但美丽挡不住中国人回顾被欺负的过去，正如附近黄浦公园外曾经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牌一样。外滩的建筑可以被人称为是“万国博览建筑”，但其实，它们也像一部中国被侵略的历史电影中的几格胶片，像模像样的矗立在黄浦江畔。其中较靠南的一处建筑是李鸿章主创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总局，在浦东回望外滩时，才发觉这幢泛红的三层建筑是外滩建筑群中的小弟，正如晚清政府的世界地位。的确，“富国强兵”只成了一句口号。我们是反对国人以殖民文化来沾沾自喜的。
易中天教授在名作《读城记》中把上海定位为“滩”，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其实，说上海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是抬举了上海，至今，历史感的匮乏正是上海人心中的一道剜不去的伤疤。姑且不必搬出上海的城市发展史而去同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历代的大都市角力，只需上溯到1840年，然后往下粗数便可知上海的大略。所以，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影响应该来得更深些。绅士风度大抵是好的，把国内城市屈指数来，在这一点上做得好过上海的却不多，甚至可以说没有。以北京、沈阳为代表的北方城市似乎和“大老爷们儿”更为搭界，而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南方城市（香港除外）更是无法让人将其与“绅士风度”联系在一起，中西部内陆诸城也万难在这一点上胜过上海，所以，放眼国内，海默没必要在儒雅问题上对上海过分为难。
上海是有文化的，尤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是群英荟萃。不论是从常德路上快要湮没的张爱玲故居，还是复兴中路上绿树荫蔽的柳亚子故宅，都可以嗅到海上旧日的残留暗香。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甚至是鲁迅与许广平，文人们似乎不约而同选择了上海作为他们浪漫或不浪漫的生活场所，这里又是文化前沿，有史量才主笔的《申报》，有邹韬奋主创的“三联”，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尤为激烈。一般认为喜欢张爱玲《半生缘》的都不会拒绝王安忆的《长恨歌》。石库门、弄堂、小公寓以及早已逝去的有轨电车，这些东西也是她们书中经常出现的一幕幕背景和道具。谁不想在小说中世钧每晚送曼桢回家的那种小弄里散散步？谁不愿在虚构的“沪上名媛”王琦瑶现身的舞台下静静欣赏台上的一切呢？多伦路，145号是“左联”，可以想象出上世纪三十年代柔石、殷夫、冯铿们于寒夜中在点点星火的灯下赶制油印传单时脸上泛出的微红；可以记起龙华那五声被鲁迅先生记下来昭示世人的枪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可以，他们也是可以的。“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艺术，也是文化的一个层面，说上海的影院是中国最有名的并不为过。南京西路上的“大光明”，淮海中路上的“国泰”，西藏中路上的“皇后”，“大世界”……这些就够了，从它们的身上就可以自然的联想到周旋、阮玲玉、胡蝶这些风云人物。“夜上海”也是在这里演绎，“不夜城”正是在这里体现，但“歌舞升平”之下却是太多的浮华，一旦“日出”。就只能在记忆中去寻找它的华灯和舞步，却已无暇去细嚼和回味了。果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么?那却不然，梅兰芳的蓄须既是正气歌，聂耳的大陆歌便是先锋号。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哀叹“戏子无义”，那也只是传统的定位罢了，在国破家亡的时分，戏子们也有一番凛然大气，他们也能为民族的脊梁。
电视剧中的上海男人们也总是西装革履，表情严肃，似乎缺少一些前卫和乖张，其实，苏州河畔的艺术仓库照样比比皆是，一点不比“北京798”差，或者，还要好。
目前的通论认为，我国第一条铁路理应是1876年建成的淞沪铁路。第一条铁路应该从运输旅客和货物的意义上来讲，而宣武门外那段广告铁路虽然出现较早，但仅仅是供人观赏的模型。1876年由英国怡和洋行在吴淞和上海之间擅自修建的公开运输旅客和货物的铁路，是我国第一条铁路。186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大对我国的侵略，不惜采取欺骗手段，借口吴淞至上海间河道不易疏浚，要求建筑铁路，以便把海运至吴淞的货物经铁路运到上海。这一要求未得清政府批准。英国侵略者不甘心，1875年通过英商怡和洋行将铁路器材从英国偷偷运到上海，擅自铺轨筑路。1876年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完工通车。1877年9月清政府用重金赎回这条铁路，但没有加以利用，却昏庸地把长约15公里的铁路线拆掉了。
上海的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可谓是波澜壮阔，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是中国的出版中心，而现在，大凡冠以“中国**出版社”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上海再牛，要和全中国去扳手腕，显然是自不量力。我们不应忽视，至少，和广州、武汉、西安比，上海在这方面优势还是明显的，这就够了。但我们别忘了，谁也不能否认《文汇报》、《上海英文星报》、《少年文艺》等一大批沪上优秀报刊的存在。《新民晚报》看似是“市民化”的报纸吗？其实不然，《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照样有艺术，照样讲高雅。
美国百老汇为什么对那些经典老歌念念不忘呢？酒吧需要情调，《夜来香》这些曲子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视作上海的浪漫温柔的情调，代表上海作为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气质，播这个，总比直接的“崇洋媚外”好得多。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一书中坚持认为：“上海作为都会在30年代早期算是登峰造极了，并一直持续到1937～1941的‘孤岛’时期……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允曾被允许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而取代她的则是迅猛发展的殖民城市香港。”
显然，上海真正的重新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短短十几年，怎能过分苛求上海，我们勿要拔苗助长，老本要吃，也要逐步慢慢培养新的势力点。当时的计划经济是全国一盘棋，设经济特区那会儿，深圳、汕头、珠海、海南，一个个拱卫着广州这个华南门户，广州在当时也就是处在想不发展都不行那步，反观上海，进入90年代后，党中央、国务院才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改革开放总体部署，作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的重大战略决策，使上海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浦东成为既享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又享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外加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的各项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心城市规模扩大，郊区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布局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渐转向塑造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综合功能。到现在，由上海掌舵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落，同时也已成为继纽约、多伦多与芝加哥、东京、巴黎与阿姆斯特丹、伦敦与曼彻斯特等城市为核心的五大城市群之后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长三角地区最为自豪的一点，是文化积淀深厚，人才素质高。这才让珠三角感到恐慌，匆忙出台了那个充满争议的“泛珠三角计划”，不错，深圳接改革开放东风走在了前面，可上海也迎头猛赶着，劲头和速度绝对不输给珠三角任何一个城市的，当然，香港除外。
也正是几十年的停滞发展，上海把中国第一市场的位子让给了香港。迎头猛赶往往让人气喘吁吁，先天不足的地质条件让陆家嘴和徐家汇那些高楼感觉得有点摇摇欲坠，地铁在城市里的横行固然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但不可忽视的是近些年地陷程度加剧，而不均匀沉降可能把现有的地铁管片拉裂，导致上海土地的相对海拔迅速降低，周边湿地功能受到严重威胁，一切都悬着呢！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细数过先贤徐光启一人对上海的意义，我亦表示赞同。只是今日之高楼林立的徐家汇丝毫已不能让人联想上海残存的那一点点明代文化。或许，至少在过去，上海本来就是属于20世纪的上海。上海创造了文化，也无意中毁灭了文化。白云观也好，城隍庙也罢，其间的神像在十年动乱中还不是被砸的粉碎，而那座被强行改为“东方红商场”的“大世界”也应和了当年全国的激进风潮。现在的上海人也开始懂得了珍惜，现代化的东方明珠下也没忘保留一份老上海的模样，苏州河畔也建起了一座“梦清园”，“梦清梦清”，正是想找回自我和涤荡净化的上海人们强烈愿望的外部表征。
上海是临着海的城市，从市标上那艘乘风破浪的船更可见这一点，但很多外地人来到上海都会发现，上海并没有“海”。人们在都市里穿梭来往可看到的只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你可以去听航行在它们上面船只的汽笛声，但却感受不到巴塞罗那、利物浦的那种忘情海风。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海洋民族，从大连、青岛、宁波、厦门这些城市的近代发展史中读出的是列强的侵华史。中国可以有自己绚丽的“丝绸之路”，但却无法把郑和的西洋之路铺开。这些港口城市矗立着的那些西洋建筑的确很美，但却换不起中国人的本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西安、洛阳、北京这种内陆的大城市，被城墙包裹在里面的人们根本望不到墙外的风景，那些“地方保护”的源头便在此了。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肤浅，它有自己的身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的内涵的时间、空间和眼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什么时候，上海有了“海”才会冲破人民广场上那座博物馆“天圆地方”的那种精神樊篱。相信，那时展出的，不仅只有中国古代才有的绚丽的东西
三、包容者有如广州
广州在文化上的确存在缺憾，缺少大师，一直是广州的一块心病。无论是从高校数（质）量或院士数量，撇开北京上海不论，连综合实力远不如广州的南京、武汉、西安这些城市也把羊城是远远拉在了后面，于是，有人便急匆匆得出了结论：“广州没有文化，留不住大师”，但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看来，广州并不是一座肤浅的金融城市，它是有自己的品格和气质的。
广州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前列，也很早就有了地铁（相比于其他大区的非直辖中心城市而言，如武汉、成都、沈阳）但不是全国一流的地铁，最好的似乎应该首推香港，因为香港地铁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无政府财政补贴且能盈利的，其次，乘坐过那豪华上海地铁的人也基本对其充满好感，更随着造价最便宜且创全国票价最低的南京地铁之开通恐怕也给广州地铁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紧迫感，所以，第一总是相对的，不是永恒的，比如，计划中的杭州地铁或成都地铁修好好难保不再超过南京地铁。而05年年底，被媒体惊暴出的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乘坐地铁一事”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不满，如此的运营机制，更是无情的拷问着海默眼里所谓的“最好地铁”。
而说到广州“水货”多，当年的温州、晋江恐怕也是不遑多让，从历史上讲，兵不厌诈最早便出于中国，而国人引以自豪的三十六计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怎么忠厚老实的计策。中国人最奉行的是斗智不斗力，而斗智通常都带有某种欺骗性，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所积累的政治经验更是丰富无比，所以，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固执的认为：“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欲，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信任他们。欧洲商人可很便利地在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与日本贸易，但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用中国人的名义；中国人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的秤。”
在我的老家四川，下广州（东）远比去上海闯北京更有吸引力，广州（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解决了大量就业矛盾的，但要是因此把广州看作只有体力没有智能的人生存的地方就有失偏颇了。广东人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而这几年被媒体大肆报道的混乱和不安也不是专属于广州的，乱就是不乱，不乱就是乱，在貌似混乱的广州城并不防碍市民们悠闲的过日子，看来，广州就是一篇优秀散文，《足球》也认为广州是属于“形散神不散”那一类型的城市。“下广州”不只是一种说法，也绝对不是国内无业、下岗、失业甚至有业的人群中许多人对人生出路的重新定位，整个珠三角的发展是离不开那些到此作出大大小小贡献的“外乡人”的，他们，理应比强大的城市更值得尊敬！
外地人与广州格格不入的原因应该说首先是语言上的差异，粤语，不可忽视，它已成为时下中国最流行的方言，有因为香港明星们粤语说带来追星效应，更重要的，珠三角经济的巨大发展，让这一地区人对自己语言的信赖和偏好登峰造极，也许，不少高校毕业生在求职简历中已纷纷按用人单位的要求标注上了自己对粤语的熟练程度，更有好事者在网上发布了广东话的“四六级考试样卷”，虽然都不是很正规，但一切又显得是那么的自然。其实，方言方言，本来就是给本地方上的人们用的，既然在广州，人们说说广州话也是很正常的。遍数全国，其实这种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上海人爱说上海话，成都人老说成都话，东北人就说东北话，而连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也不是说的标准普通话，他们说的可是“儿”化音特重的北京话！广州包括大部分南方地区看来是委屈了些，南方话就和普通话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外地人听不懂也是很正常的，而北方话和普通话本来就很相近，不论是东北人、河北人、山西人，他们的话对外地人而言都很好懂，那么大家就似乎默许他们说下去了，这一点在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现的尤甚，同理，大家就不要因为广州、上海、温州这些地方的话听不懂就忿忿的要去剥夺人家说自己方言的权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在2005年，全国各大媒体也先后发起了一场场“保卫方言”运动，我们有理由珍惜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份份珍贵遗产，当然，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如何把握这个“度”，那就是需要法律去调整且大家共同努力的了。对此，上海大学教授阮恒辉说：“如果现在的地域方言全部消灭，是不是会产生新的方言？我认为会的，只要有群体的差异，就会有语言的差异，方言是无法消灭的。”似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隐隐有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不过，需要正视的是，广州火车站之乱是全国有名的，而2005年9月20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长篇报道，回顾了广州火车站二十二年之乱，报道说，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治安开始混乱。广州火车站的乱，就是从1983年开始的。22年来，广州火车站成为黑帮藏污纳垢之地，先后出现了黄牛党倒票帮、拐卖妇女卖淫团伙、黑公话宰客、住店党、黑衣党、双抢党、扎针党、背包党，等等等等。22年来，各级政府每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身为中国华南最繁华城市的广州（当然也是广州军区、广铁集团所驻地的广州），关系着每天进出广州火车站万千人的人身、财务安全的老大难问题竟一托再托，直达22年也无法解决？我们可以拿长三角地区来作个对比，同样每天是大量客流、物流聚集的上海（包括南京、杭州）为什么就能相对处理好火车站地区的安全问题？这些经验更值得广州的相关职能部门借鉴。2005年5月20号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网站刊发了一条惊人消息：成铁公安局成都公安处成都车站派出所的四五十名警察由于与站内小偷勾结谋取不义之财，正在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现实情况是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约150人，此次被查处的警察占了该派出所全部警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网上甚至开始流传着“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的诸多版本，如此猖獗的交易怎能让人安心乘车？可以说，火车站是城市的窗口，要想把城市做大做强，广州（包括其他大中城市）今后的路还是很漫长的，广州在继新白云机场落成后，也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火车站，广州市规划局于2004年9月公布了位于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村的新火车站的规划方案，将争取在2008年春运投入使用，最终形成三个新老火车站（广州站、广州东站、新广州火车站）同时运客，分别满足旅客不同层次的需求。新站主要停靠客运专线车，一般为高速直达车，不停站或者少停站。政府规划一个新项目往往都有良好的初衷，不过，究竟实际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而我们绝对是希望并支持这一计划能早日达到预期目的，方便人民群众的出行，也顺便一洗广州火车站数年混乱之耻！
古人曾说“生在杭州，死在柳州，穿在苏州，食在广州”，柳州的棺材是美名远扬的，天堂苏杭的安逸也更不用说，而广州能独自把“食”垄断下来也很不简单，首先是面向大众消费群体的小吃，“物美价廉”是其突出特点。因此，小吃拥有长久性最广大的爱好者，许多小吃则体现了永久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广州人好吃大餐，也会吃大餐，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吃来吃去几千年也吃腻了，于是才有了穷尽心思奢食珍惜动物和“怪物”，把人对“食”的渴求和贪欲演绎到了极致，而食、色往往同提。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凡样商品，只要有了需求就会源源不断的生产。而这种社会上目前日易壮大的“黄色娘子军”们，不论是在北国还是在海疆都已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黄色产业，甚至有人戏谑作“全国山河一片黄”。记得当年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曾运用过“牺牲一（三）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种荒谬的理论，但至少，她们还受到了一些理解和宽容。而在历来的中国社会，嫖客却往往比妓女更下流，可妓女往往比嫖客更让人轻贱，她们是得不到这个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的，她们没有阳光下的尊严。我们希望，在打击黄色产业的根本目的是整顿社会风气，同时帮助和保护那些弱势群体。在外来人口本身较多较混杂的广州的确应该大大重视这个问题，昔大禹治水以疏导为正法多年终成，今治此“黄祸”，恐怕也应归本溯源，斩草除根才是正途，广州是冤屈的，“杂乱和破落”并不是城市的本意，城市始终是在人的意志下发展变化的，要是谁凭此光是咒骂古老的城而忽略当政的人，显得不那么公允，人，本应该是有罪的。
也许，眼光放到全中国来看，哪个稍微有点钱的地方不是大拆大建，纷纷嚷着要修国际机场，修地铁、修高铁，修大港，甚至刚修好一幢高楼就立马炸掉，刚建成的一个火车站也能迅速拆除，这个，用经济学上的观点来看，就是他们“修好一幢楼，再炸掉这幢楼，然后在原址重新建起一幢新楼，创造了3倍的GDP”。当代的中国，对GDP的认识已从一种崇拜变成了一种厌弃，这也是由于在貌似强大的GDP下，人民的生活条件却长期未能得到改善的原因所致。规划不合理，好大喜功，谋求政绩，把城市改造当成自己饭厅装修……这些种种正成为了目前我国城市畸形扩大化的罪魁祸首。看看经历过“工业化城市阵痛”的西欧就知道，毁坏是多么容易，而重新找回却是那样的难，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告诫过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而城市定位无法一步到位，这也是全国城市的通病，除了北京能高瞻远瞩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谁能一口把话说绝？当然，我们期待理性的回归，大城市的畸形发展造成不适已给中小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中国目前并不是要继续扩大大城市规模，发展新型乡镇才当务之急，如何把握好开发这个度，并不是广州一城的难题，而是全国城市急待解决的难题。
广州，其实正是中国城市急功近利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中国人（非传统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从香港电影中我们可以了解，华南一带的人对数字所代表的意义非常敏感，这正是穷苦而无助惯了的普遍的国人往往都摆脱不了迷茫和迷信，只是广州其表现上更为强烈一些罢了！另外好吃，贪利，好色，贪乐，佛说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人的一生就是在围绕这七个方面痛苦，在广州，把它们对立面的魔鬼一个个放了出来，在貌似暧昧和华丽的灯下疯狂的群舞，直到衰竭，直到消亡。广州其实是一个英雄的城市，革命的城市，这里爆发过号称中国“巴黎公社”的广州起义，长眠着碧血黄花、浩气长存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矗立着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的中山先生纪念堂……所以广州也选择了红棉花作为自己的市花，要知道，这红棉花可是英雄之花啊！的确，广州是本不应该让人感知如此浮躁的！
其实，“变”或“不变”并不是广州的要害问题，关键是理念的认同和思想的一致。历史上，岭南人一代代在南方生生不息，巨大的灾变和空前的繁华，在时光中同样只占有一瞬间，而他们生活的核心一直不变，广州的发展并不是要求放弃自身几千年的习俗和文化，只是希望把目光能放远些，眼界能放阔点，否则，那已变成“商业的文化”就只会像泼出去的水，永远不能再收回来了！
四、若愚者有如武汉
近年来，武汉在各种版本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节节败退，排行名次虽然没有堕落到最后，但与“大武汉”的身份令人吃惊地不符。2002年，《经济日报》上公布的中国内地24个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武汉排名第14位。其实武汉不光面对直辖市的压力，南京。成都这些省会城市的压力，还承受着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在这些计划单列市兼副省级城市的挑战，它们在级别上是绝对不亚于武汉，而经济上基本是能超过武汉的，然而，沿海这几个城市之所以在常人眼里显得没有武汉重要，那时因为武汉在中部那么大一个区域里多年来未逢敌手，而在竞争激烈的沿海，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其实，他们的势力比其各自的省会沈阳、济南、杭州、福州来也是一点不差的。
副省级市和计划单列市应该都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远在民国时期，由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的江南小城无锡也曾位列过全国城市经济实力第三。中国社科院在《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中，在200个进行计量的城市(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的调查显示，综合竞争力排在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深圳、广州、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厦门、天津。可身为中部地区性经济中心的武汉，这次应阴阳错的滑落到了第24位。狭路相逢勇者胜，强中还有强中手，蓝皮书还认为：武汉本身是全国第4位的人口大市，原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有相当大的难度。人才竞争力很强，排名第九位。人力资源规模较大，质量也较高。熟练工人和各类高级专业人才供给充足，高等教育发达，中等以上教育在校生比重较高，成人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在50强中居第八位，是保持长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优势因素。所以，紧迫感是要有的，但武汉似乎根本不必妄自菲薄，你的科教实力远远超过了那些明星城市，在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只要能把巨大的科教优势更合理布局和运用，你有理由走的更远。
武汉首先应该感谢孙中山先生，当年是孙中山首次正式提出了“武汉”的名称，其《建国方略》中写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而此时，三镇在建置上并未统一，孙中山却已将其视为了一体，从后来的发展看，伟人的这一设想是基本正确的，武汉也在积极出台大大小小的三镇联动方案，比如规划在未来15年内，新建8条过江通道，让长江、汉江两江的过江通道增至21条，来缓解江城过江交通的压力。但由于城市面积过大，武汉一直搞不清自己的城市精神，眼下武汉（尤其武汉大学）的樱花是声名远播，武汉也乐意去推销它们，甚至游人逢上樱花节来武大参观，可是要收门票入校的，但武汉人似乎忘了，自己的市花其实是象征高洁的梅花，而非着日本国花，唐代李白就曾作诗道：“黄鹤楼中闻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足以说明梅花才是武汉自古以来的名品和骄傲，真希望武汉以后少去宣传那些妖冶鬼魅的樱花。可以说日本人走到哪里，就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的,这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一部《武大樱花史略》却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辛酸的国耻:“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日军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当时武汉大学教职工汤商皓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樱为日本国花，梅乃当时我国国花）。’但遭日军否决。”因此，这珞珈山上的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中华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推之地理上也一样，武汉是九省通衢，未来的中部交通枢纽，甚至《21世纪经济报道》直接把武汉所处之地看成是中国版图的“天元”之位，所以，武汉本可以进行多重定位的，伟人毛泽东也曾作诗赞到：“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但客观综合的分析，武汉人应该是属于南方人的。按我国地理学上通说观点，秦淮线（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线（1月平均气温0℃线），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分界线，耕地以水田为主和旱地为主分界线……要是按海默的理解，把长江作为南北分界线，那么四川是在江北，四川人岂不是大部分成了北方，相信，这是绝大部分四川人是不能同意的。
武汉很早就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在于它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天元”主位，近代的武汉是得“风气之先”的，当年是京汉铁路（原芦汉铁路）的全线贯通，打破了过去仅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武汉从此迈入了初期轨道时代。自此从武汉可以东至上海，西抵重庆，北进直隶，争渡争渡！一时引起客轮火车无数！而粤汉铁路首期（武昌—长沙）通车后，把武汉钉在了长江与京汉粤汉铁路的十字交叉点上，“大武汉”的格局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不过后来武汉却被纳入郑州铁路局一并管辖，往日武汉的兴盛就像过去繁盛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竟一度“沦为”迪厅、KTV）一样慢慢消逝。等等等等……
多年在郑州铁路局下面混日子让武汉辖下的干支线运转起来没那么得心应手，铁道部也看到的这个问题的日益严重，于2005年3月18日，将由原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襄樊铁路分局合并而成了一个新武汉铁路局，管辖京九铁路蔡山至淮滨段，京广铁路孟庙至蒲圻段，焦柳铁路郜营至西斋段，武九铁路武昌至西河村段，襄渝铁路老河口东至胡家营段宁西铁路叶集至小林段，汉丹、孟宝、麻武、长荆、卫安、小厉铁路全线，以及铁黄、铁灵、铜大、鸦宜等支线。线路直接连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陕西等6省和重庆市，总延长6265.4公里，营业里程2709.2公里，沿线车站267个。看得出来国家是要极力扶持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大枢纽的，而计划中的沪（上海）汉（武汉）蓉（成都）双线大能力快速通道更是会把武汉的枢纽地位至少提升甚至超过到过去郑州的水平，是武汉大发展的一次巨大契机，而其自身也紧锣密鼓的操作着与此配套的青山区杨春湖东侧的武汉新火车站项目，最终将形成3个大型客运火车站鼎立的格局，这应该是现今中国城市里独一无二的，奇怪的是，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说“武汉是由三个镇（武昌、汉口、汉阳）组成的城市，直快列车可以在市内停站三次，这在世界是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实，根据铁道部的规定，直快列车是指以“Z”打头其中一站不停的列车，翻阅资料，目前武汉辖内的四趟Z11/12（北京西—武昌，武昌—北京西）、Z37/38（北京西—武昌，武昌—北京西）、Z77/78（北京西—汉口，汉口—北京西）、Z3/4（北京西—汉口，汉口—北京西）都没有出现在武昌、汉口、汉阳连停三次的情况（以上关于直快列车的数据截止到2005年12月），甚是费解。而在一般旅客列车里，像一辆列车连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的情况到是有（如丹东—北京的K28）。其实，上世纪60、70年代曾红火一时的汉阳由于京广铁路的提速，导致客源稀少，现在似乎多年已不通客运了，不过等到位于杨春湖东侧的武汉新火车站建成，武汉就会重新拥有三个大型客运火车站了。
而重振中部枢纽的地位的另一只手应该放在武汉港的复兴上，清末民初的《国风报》曾记载：19世纪下半叶，上海是中国贸易的总汇；而汉口是内地贸易之中枢，长江流域其它各港，都不过是它的附庸而已。据专家分析，整个长江水道的航运能力并未得到真正合理有效的开发，最保守的估计,长江干流航运若完全开发,至少相当于10条京广线的运输能力，也许最直观的是下游一座座长江大桥所设的限制，但其中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多，上海海事大学城市现代物流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剑华教授认为：“长江航道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长江作用的充分发挥。整治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在于航运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尤其是集装箱船舶的标准化建设。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统一势在必行。”国家把管辖长江水道的海事法院设在武汉就说明了对武汉在重振长江航运上所寄予的厚望之重，同时这也是考验武汉在处理长江水道上所发生的纠纷的协调能力。
武汉虽地处南北上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但武汉历来并非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翻看中国古代历史，在现在湖北一省，能称得上是兵家必争之地的，要是襄阳（今襄樊市）自称老二的话，就没人敢称第一。襄阳位于汉水南岸，隔江与樊城相望，西南方有山地屏障。自春秋时楚国即在此筑城，经历代增修，成为城墙高大坚固、护城河宽阔、易守难攻的堡垒，而历史上就有“铁打襄阳，固若金汤”的说法。《三国志》上曹、刘、孙三家你争我夺的那段历史相信诸公实不能忘，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便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而当时的荆州牧刘表正是把治所设在了襄阳，后来关羽和曹仁惨烈的你争我夺更进一步论证了襄阳在当时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然而蒙古没能把孱弱的南宋一口气吞掉的重要原因就是南宋坚守襄阳的决心、勇气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后来忽必烈派兵攻打襄阳，前后用时六年，最后才用回回炮将对岸的樊城攻破，绝了襄阳外援，这才逼降了襄阳守将吕文焕。襄阳城破后，元军便顺流而下歼灭了已在垂死挣扎中的南宋。反观武汉（非指东汉末的江夏），在南北朝才成为一个大镇，而直到了元、明、清时期，武汉才逐渐成为军事重镇、行政首府、经济和交通中心。
“武汉话不难懂（毕竟它还属于北方方言区）……武汉男人说话，很霸气，拿腔拿调，我自认为很有男人味。（第61页）”《中国城市批判》的作者湖北人如是说。我们可以想象身为湖北人的他是打小对省府的语言不讨厌的，自然不会有像在他那本书的前面批判上海、广州方言的那股劲头。其实，谁也不比谁高深，就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你不能因为自己是汉人就说汉语比东北的鄂伦春族的语言高明和先进。”武汉这个地方历来应该是受着楚文化惠泽的，“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说法是在两湖大地上共同默认的。楚文化历来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博大精深，楚人尚赤，而在诸多乐器中楚人最爱钟，的确，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是独领风骚，彪炳千秋的。武汉即为当代楚文化之中心，自然要肩负起振兴楚文化的时代使命，有意思的是，在武汉城里的风景名胜里，不乏“楚”的烙印，“楚人狂欢岛”这个名字让人很喜欢，“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那种气度是今人学不来的，不过即能怀念，也大抵是不错的。
武汉也是一个绝对平民化的城市，你甚至可以惊异地发现，这里有的出租车起步价竟然和三轮车一样,只有三元，而一碗热干面只要1块钱,足见武汉的生活成本的确不高，另一层面也说明武汉在经济消费上还有很多课需要补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武汉已经运营的轻规亏损之严重可一毫不费力的证明。武汉不够细腻，从记载抗战时“保卫大武汉”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破败可见一斑，而1995年老武汉展览馆的拆毁则成了不少武汉市民心中的痛，甚至在炸掉当天众多武汉老市民都流下了泪水。原武汉展览馆的前身其实是中苏友好宫，是当时全国四大综合性展览馆之一，而建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另3座同样苏式风格的展馆，至今却保存良好，在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的同时也记录着那些过往的风风雨雨，武汉的那座却丢了，而今却只能记忆中去搜寻了，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样，武汉特色的民居建筑“里份”也不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宣传和保护的那样到位，看着这些当年被誉为“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的老房子们一个个的消逝，心酸是很自然的。
总体来讲，武汉文化氛围还是不错的，但似乎目前的状况是全国市场普遍敌迷，除了北京，谁也不比谁好哪去。孙中山先生曾在其《建国方略》中预言，未来“武汉将更为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尤其在商业方面，立足要把三镇建成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最终使武汉成为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世界大都市。”而近年来包括武汉、鄂州、黄石、大冶、黄冈、咸宁、赤壁、洪湖、仙桃、汉川、潜江、天门、孝感、应城、安陆、麻城共16个城市组合的武汉都市圈的呼之欲出，让武汉看到了机遇，也明显感受到了作为龙头的压力。武汉并非一无是处，也非病入膏肓，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的确是大大拖了后腿，但这似乎也是国内传统老工业城市的瓶颈和通病。武汉又是幸运的，它不会遭遇到东北那种资源型工业城市面临灯枯油尽的窘态，也不会遭遇当年福建一省因为身处战略前线而受到的政策性打压。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积极实施，武
上一篇：中国名山大全
下一篇：品味我们的城市中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