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未央》历史原型人物再现（一）：李未央——北魏冯太后

    恩威兼施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死后第二天，年仅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后被尊为皇太后。献文帝即位后，由于贪权狂傲的太原王、车骑大将军乙浑欺凌这孤儿寡妇，阴谋篡位，北魏政治中枢又面临严重的危机。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间，乙浑三番五次地对安远将军吏部尚书贾秀说：“你应该要求朝廷给你妻子加封公主的名号。”乙浑的僭越用心昭昭。贾秀却说：“像我们这样的庶姓哪配称公主？我贾某宁愿死在今朝，也不会自不量力，贻笑后世！”乙浑大怒，恶狠狠地骂道：“老奴官，真是不识相的东西！”侍中拓跋丕（后改为元丕）听到这一消息，知道乙浑谋反已是迫不及待，便急告朝廷。早已胸有成竹的冯太后立即进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计，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浑，镇压叛乱。很快，令朝野上下怨声一片的乙浑便被捕杀，夷灭三族。平定乙浑之乱，稳定政治局势，冯太后表现出果敢善断的政治才干。接着，她再露锋芒，宣布由自己临朝称制，掌控朝政大权。

    冯太后这次临朝听政，前后仅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她凭借多年宫中生活的阅历和非凡的胆识，稳定了北魏动荡的政局。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京师平城的紫宫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原来是献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个儿子——拓跋宏。冯太后喜得长孙，自然十分惬意。这一天，天气清爽，她见拓跋宏长得白白胖胖，心情格外舒畅。时隔不久，她就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由已经14岁、初为人父的献文帝亲政，转而担当起抚养皇孙拓跋宏的责任。

 

    献文帝亲政以后，颇有作为。他贬斥了不少冯太后宠臣男侍，并试图重用提拔虽有才能而冯太后不喜之人，以结成自己的心腹。一开始，冯太后对献文帝的所作所为虽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没有立即发作。到了皇兴四年（470年），冯太后再也忍无可忍了。事情是从李弈身上引起的。

    自文成帝死后，年轻的冯太后不耐守寡的孤寂与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数民族政权，冯太后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选来做伴。李弈是官宦子弟，长得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又多才多艺，善解人意，兼之有朝政之望因而深得冯太后宠爱，经常入侍宫中。献文帝甚是不喜，以为后宫淫乱，世人也常有异言。皇兴四年（470年）秋天，李弈的兄长、尚书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欣因罪被告发。李欣为了自保平安，自陈李敷隐罪二三十条。献文帝借机下令，将李敷兄弟打入死牢。这年冬天，李弈与哥哥李敷、堂兄弟李显德等人同时被杀。李弈死后，冯太后失去了一位甚是相得的情人，心中极难平静，据《北史·后妃传》载，献文帝诛李弈，“太后不得意”。后来，献文帝又把李欣擢为尚书，参决国政，使冯太后更无法容忍。于是，她利用自己的声威与势力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献文帝本人虽则聪睿夙成，刚毅有断，并自年少时就已处政甚雅，举朝称善，但生性喜好黄老（道）、浮屠（佛）之学，常常与朝中士大夫和沙门（僧人）一起高谈玄理，也给人一种雅薄富贵、厌倦国政、不以天下事为意的印象。在冯太后的强大压力下，献文帝曾想传位给素有时誉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联合反对。无奈，他只得在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禅位给不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书·天象志三》所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太子拓跋宏即位，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做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只有18岁，恐怕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了。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宫的太上皇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实际上，献文帝此时还很牢固的掌握这北魏朝政，不仅朝廷上大小的国务他皆亲自处理，他还屡屡颁布诏书行使大权，甚至多次亲自率兵北征南讨，取得大胜，颇有世祖太武皇帝之风。延兴五年（475年）冬十月，已为太上皇的献文帝在平城北郊举行了大阅仪式，天下震动。这一切，使冯太后越来越觉得，自己需要再次出面执掌朝政以防献文对自己不利。就这样，一场巨大的宫廷事变悄悄引发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严，京师气氛紧张，宫禁之中更是戒备森严。不久，太上皇应召前来晋谒冯太后，被伏兵一拥而上擒拿住，强行软禁起来。随后，死于平城永安殿。时人多言献文为冯太后杀害。

    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也就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时的冯太后，已年过而立，无论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了。冯太后再掌朝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献文帝死后，政局又动荡起来。不仅如此，献文时所整治的贪污犯罪在其死后再次屡起，也使北魏统治面临潜在的威胁。为了北魏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首先，冯太后对当初诬死李弈的李欣下了杀手，既给心上人报了仇，又树立了朝廷整顿吏治的良好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为贪赃被处极刑，长安镇将陈提等被罚徙边。一些为官清正廉洁者，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赏赐。

    为了大权独揽，她还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儿子和妻子也同时被杀。为了清除隐患，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不过，冯太后对那些明显没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抚笼络。如献文帝的亲信任内三郎的娄提，曾因献文帝被害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冯太后不仅不怪罪他，反而下诏嘉奖他的节义。有些心怀不满的大臣被她的举动所感服，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冯太后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还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能之士做亲信，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有拓跋氏的贵族，也有汉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而其中的汉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宠幸之臣。

    李弈被杀后，冯太后的私生活依旧毫无顾忌，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成为其新宠。冯太后对其中的才干之士，任以要职，委为心腹，这些人多成为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如自称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叡，自幼传承父业，精通天文卜策之术，承明元年（476年）后，因姿貌伟丽得到冯太后宠幸，一下就被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又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其后，王叡还曾勇退猛虎，保护了太后与孝文帝，因而更受亲重。

    另一位是陇西李冲。李冲虽然是因为器能优长得到重用，但因其风度不凡，姿貌丰美，也逐渐被冯太后看中，成了她的情夫。冯太后常常将一些珍宝御物赠给他，素称清贫的李冲，因而成为富室。冯太后临朝时期，他以心腹之任尽职尽责，太和年间的许多改革措施，多有李冲参与谋划。冯太后死后，李冲对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断慎密，孝文帝也对他“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游明根、高闾等一时名士也都颇得委重。每当褒美王叡等人，冯太后也会对拓跋丕等一同表扬，以示无私。这些人，成了冯太后临朝时期的心腹集团。

    此外，冯太后还对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来供事宫中，经常生活在帝妃周围，冯太后临朝听政，对其中有才干者也引为亲信。所以像抱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层小宦官得到提拔，一岁之中而进至王公。冯太后利用他们出入禁闱，预闻机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临朝听政的时期，并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太后虽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对其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制。《魏书·皇后列传》称：“（冯）太后性严明，对阉官虽假以恩信，待以亲宠，决不放纵自流。左右之人虽有纤介之愆，便遭棰楚杖责，多者至百余，少亦数十。不过太后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有的还因此更加富贵。正因如此，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由于培植起一个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团，冯太后的临朝专政取得了成功，所谓“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而尤为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冯太后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手腕，纵横捭阖，排除干扰，对北魏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太和新制

    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由于旧史的记载，人们往往在习惯上把这一功劳归于孝文帝，甚至径直称为“孝文帝改革”，而忽视了冯太后的实际作用。其实，在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之前，冯太后一直临朝听政，作为北魏的实际执政者，不少现代人称赞她才是“太和改制”真正的主持人（虽然说真正的太和政改开始于太和十五年）。翻开史籍，冯太后勇于改革的蓬勃英姿便会展当今后世读者面前。这一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正说明冯太后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自从拓跋珪开国，北魏政权各级官吏皆无俸禄，平日都要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赏来获取财富。这在北魏初建之时，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采取这种方式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当北魏政权逐渐在中原地区确立统治地位，这种以掠夺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日益给北魏政治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事的减少，战时掠夺的机会有限，各级官吏为了满足私欲，便毫无顾忌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从而导致北魏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统治的危机。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从文成帝时就曾数次下诏禁贪，献文帝时也作了严格规定，并有人提出了给官吏班禄的建议，可惜并未能实施。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六月，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法的实施，对普通百姓虽有“一时之烦”，但终能得到“永逸之益”。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他为代表的鲜卑贵族的反对，他奏求停行班禄，依旧断禄。冯太后召令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奉表驳论说：“天之大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车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君班其俸，臣受其禄，自尧舜以来斯道未改。二圣（冯太后与孝文帝）稽准旧式典章，行班禄俸，苛慝不生，上下无怨，止贪残之心，劝竭效为国之诚。若不班禄，则贪利者肆其奸情，清正者不能自保，这简单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议，不亦谬乎！”高闾的话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僚的意见，而且也符合冯太后的心思。于是，冯太后下诏依从高闾所议，仍旧实行班禄。

为了切实贯彻俸禄制，冯太后还派使者分巡各地，纠举食禄之外犯赃者。太和八年九月间，孝文帝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因贪暴无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员坐赃处死者四十余人。经此整饬，北魏吏治大有改观，贪赃受贿者也大有收敛。班禄的实施，为冯太后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次年十月，冯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颁布了“均田令”，从而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均田令”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也摆脱了束缚，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从而增加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制度，使北魏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的经济结构过渡，同时为经济结构的灵活运转补充了新鲜血液。均田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这一制度历经北齐、北周，到隋唐约三百年，不仅使北魏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奠定了后来隋唐社会的经济基础。冯太后主持推行的均田制，既对北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冯太后又主持对地方基层组织——宗主督护制进行改革，实施了“三长制”。

    自西晋灭亡后，居于北方的豪强世家多聚族而居，设坞壁自保，自给自足。北魏建立后，任命坞主（豪强地主）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在这一制度之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征收户调时，只能依据户籍上登记的户口，但实际上往往三五十家为一户，千人百口共为一籍，而当时实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民同这种实际上有众多荫附人口的宗主户等量齐观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国家赋役征发在数额、轻重方面的不均，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把豪强隐匿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既增加政府编户，又抑制豪强势力，大臣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按照汉族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任三长者，可优复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冯太后见到李冲的奏疏，赞不绝口，便召集公卿讨论。中书令郑义、秘书令高祐等人提出反对，认为此事实难推行，郑义还以退为进，对冯太后说：“太后倘若不信，就只管试行，事败之后，当知臣等所言不谬。”著作郎傅思益更是危言耸听：“若改行此法，恐生扰乱，三长之制，不可执行。”太尉拓跋丕却极力赞同，他说：“太后陛下，臣以为此法若行，公私皆可受益。”另有大臣提出，此时正当农忙季节，猝然改制，新旧未分，恐百姓因生劳怨，不如过了秋收，到冬闲时节再慢慢动手为宜。李冲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说：“眼下改制，正可使百姓亲受其益，使他们明白改制的目的，这正是推行新制的大好时机。”冯太后见众人莫衷一是，意见很难统一，便将手一挥，止住了众人的争论。她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大殿上的群臣，斩钉截铁地宣布：“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庇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如此看来，又有何不可？”群臣见她已是胸有成竹，就连那些持有异议者也都闭口缄默、俯首听命了。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李冲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冯太后采取的这些重大改革措施，对于促进北魏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即封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为了使鲜卑族逐渐适应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冯太后大兴教育，尊崇儒法，禁断卜筮、谶纬之学，从而开始了鲜卑族的汉化过程。这一点，又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打下了基础，清除了障碍。

 

 

    慈育孝文

    冯太后在进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并没有把孝文帝排斥在外，相反，她倒是尽可能让他参与，以便使孝文帝得到锻炼。正是由于冯太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而且能够继承冯太后的改革事业，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这恰恰也是冯太后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成功之处。

    孝文帝拓跋宏，也的确是位聪明睿智的可堪造就之材。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孝文帝还只有4岁的时候，他就能为患痈疮的父皇献文帝吮吸脓血，以减轻父亲的病痛。他5岁接受父皇禅位，小小年纪竟悲痛不已，献文帝不知所以，他却言道：“我接替至亲，内心的悲切无法表达。我心中是不愿见到父皇离去呀！”冯太后感觉孝文帝过于聪慧，担心日后对自己不利，便想要废掉他。冯太后甚至曾经在寒冬腊月北风呼号之时，把只穿单衣的孝文帝关到一间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多亏了拓跋丕、穆泰和李冲等朝廷重臣的劝阻，她才改变了主意。后来，有宦官对冯太后搬弄是非，谮说孝文帝的坏话，冯太后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顿。孝文帝默然接受，并不自明申辩。他对祖母太皇太后，没有丝毫的怨言与不满。也许是冯太后被孝文帝的态度感化了，也许是从未生养的冯太后对自己亲自抚养长大的孝文帝动了恻隐之心，此后她对孝文帝再也没有动过火气，而是以一个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养、训导这位雅有至性的皇孙。同样，孝文帝也逐渐感到祖母皇太后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并且也为她临朝时那钢铁般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气度所威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与仰赖。正因如此，孝文帝逐渐成为冯太后得意的事业继承人。

    由于冯太后的亲自教育与监督，孝文帝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奥谙熟于心，而且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成了一位颇有才学的皇帝。据说他的诗赋文章皆即兴而作，立笔而就，即使有时因事情紧急，骑在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笔之风度。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正月初一，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从这年开始，冯太后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当然，孝文帝的行动并没有超越冯太后允许的界限，所谓“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从不过多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大事参决。此时的孝文帝还不可能摆脱冯太后而独当一面。

    冯太后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亲自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从思想上向他灌输治理天下的原则，以使他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同时，冯太后还特别注意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对孝文帝进行教育和示范。

 

 

    冯太后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之类的伤生鸷鸟。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她临朝以后，也改变了原来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绝了奢侈、铺张。在冯太后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养成了节俭朴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骑的鞍辔是铁木做的，并无金雕玉镂。对此，冯太后极表赞赏。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太后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时，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

    冯太后在政治上无疑是个铁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仁慈和善。有一次，她身体不舒服，服用庵闾子（一种中草药），主事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由于粗心，他居然没有发现粥中竟有一支数寸长的蝘蜓（类似壁虎的爬行动物，俗称石龙子）。冯太后正要张嘴吃时，用汤匙轻轻一搅挑了出来。在一旁奉侍太后的孝文帝见此情状，很是恼火，狠狠地将那厨子大骂了一通，并准备处以严刑。冯太后却笑着摆摆手，把早已吓得体如筛糠的厨子释放了。孝文帝对此感触很深，很多年后，他也没有忘记。

    到他亲政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次是厨师在进食时不慎将热汤撒了，烫伤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饭时，也发现碗中有飞虫之类的东西。孝文帝既没有对厨师发火，也没有怪罪于人，只是和冯太后当年一样，一笑了之。

    冯太后在孝文帝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也赢得了孝文帝对她的格外孝敬。有一次，冯太后带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国使者、诸方渠帅行幸方山，在灵泉池大摆酒筵，冯太后令众人各自表演当地舞乐以助酒兴。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太后上寿。冯太后见状，心中大乐，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作歌，孝文帝亦随之放开歌喉相和，并向冯太后再拜上寿。一时间，酒筵之上，歌舞四起，与太后和歌高唱者达九十余人，一派祥和、欢快的气氛。

    冯太后不仅在政治上全力培养孝文帝，而且也非常关心他的婚姻和日常生活。也许是出于使冯氏家族世代贵宠的私心，或许是她不放心让别人家的女儿来到宫里，冯太后特意把同胞长兄冯熙的三个女儿纳入宫里。后来，孝文帝先后将两女立为皇后——史书上一称冯废后，一称冯幽后。

 

 

    

    公元490年（太和十四年）九月，49岁的冯太后死于平城皇宫的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她临终时，曾降遗旨，并书之金册，安排了自己的后事。遗旨说：她死后，逾月即行安葬。山陵之制，务行俭约，其幽房设施、棺椁修造，不必劳费。陵内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

    冯太后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他滴水未进，毁慕哀悼。对太后的陵墓规格，尽管高闾、游明根等鸿儒重臣多方要求按太后金册遗旨办，孝文帝仍坚持将坟陵拓宽六十步，实际上这是对国君的葬礼规格。

当年十月，冯太后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大同北），没有和文成帝合葬。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为自己营造了寿宫，准备死后也埋葬在这里，永伴抚养自己成长的祖母太皇太后，以体慰她阴间的孤独。后因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这使“太和改制”再奏高歌，将洛阳瀍水以西的北邙阪作了皇家的陵寝之地，方山虚宫后来仅号为“万年堂”。尽管如此，改革大业后继有人，并能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扬光大，已足以使冯氏瞑目黄泉了。

人物评价

冯太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女政治家，主持北魏政权多年，其团队中主要是中书学毕业的士族大地主，对北魏国家封建化有一定作用。

但当今评价有很多失误，这里需要一一指正。

第一，北魏百官原无俸禄，太和八年（公484年），魏孝文帝定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充百官俸禄。称为“班禄”。班禄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死。规定地方守宰任期按“治绩”好坏为定，不拘年限。有人说这是冯太后的主意，其实不是。魏孝文帝的生父对贪腐相当反感，在位时曾下令“贪赃满一匹者处死”。此项政绩怎么算到冯太后头上？

第二，太和九年，孝文帝采纳李安世建议，实行均田制，使农民附著于土地，劳力得以利用，荒田得以垦辟。北魏原来没有户籍制度，由宗主管理户口，称宗主督护制。因此宗主廕庇人口甚多，往往三五十家合为一户。在九品混通制之下，赋役负担不匀，政府收入也受影响。这项政策冯太后从头到尾没有发表过看法，也算到她头上。

第三，太和十年初，李冲建议，仿古制立党、里、邻三长，用以代替宗主督护的统治（见三长制）。定民户籍，按户徵发调役，当时反对李冲建议者很多，主要是汉族大地主。冯太后这时站了出来，支持三长。她认为立三长则廕庇的户口可以检出，课调可有常准，可以实行。

    影响深远的北魏太和改革，是北魏政府群体智慧的结果。无论算到冯太后头上，还是孝文帝头上，都是贪天之功，不符实际。只能说，冯太后加入北魏管理层多年，以个人智慧实现了北魏两代人的顺利交接，没功劳，也有苦劳。可以说北魏太和改革前期是由冯太后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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