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妹书》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科而已。若得不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我年前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能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甚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1923年，尚在柏林求学的陈寅恪听说商务重印日本刻版《大藏经》，就写信给其妹说明自己的学问所求，希望能有一部《大藏经》。他分析说，自己目前对藏文研究颇有爱好，藏文和中文乃同一系文字且在音韵训诂上很有创见，由于藏文几千年来一直用梵文书写，其变迁源流更为明显，希望能用西洋科学的方法，开展中文和藏文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甚至要比乾嘉时代的音韵训诂之考证功绩要更上层楼。他对这部《大藏经》的寄托甚大，甚至说“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而后，他又述说了自己希望得到《大藏经》的另一个理由：就是用其勘正现存对佛教经典的误读。

上文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陈新午的一封书信。《与妹书》部分，原文发自1923年8月第20期的《学衡》杂志。通过此文，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状况，此时在柏林的陈寅恪，经济情况相当糟糕，再加上平日喜欢花钱购书，经济压力就更大。为了学问之追求，言之切，心之诚，让人慨叹！

这封信提到两个内容，其一，在柏林求学的陈寅恪从报纸上得知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版《大藏经》，就写信给其妹说明自己的学问所求，希望能有一部《大藏经》。其二，陈寅恪分析说，藏文和汉文乃同一系文字且在音韵训诂上很有创见，由于藏文几千年来一直用梵文书写，其变迁源流更为明显，希望能用西洋科学的方法，开展汉文和藏文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甚至要比乾嘉时代的音韵训诂之考证功绩要更上一层楼。他还说到希望得到《大藏经》的另一理由，就是用其勘正現存对佛教经典的误读。

这封书信除了要求购书外，更多是在谈论学术，所涉内容之深奥广博，若不专门研习此项学问者，难知其所言与所以言。

   关于此文，还有一则故事：1925年，清华大学改制，成立新的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当年四月，时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先生介绍陈寅恪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因为陈一无声望二无学位三无著作，当时的教务长张彭春反对此事。吴宓即以《与妹书》为例作出解释，他认为陈寅恪此文：“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

    吴宓对于陈寅恪的看重，却是在早几年就开始的。1919年3月，吴宓和陈寅恪同在哈佛求学，吴宓和陈的第一次接触，就留下极深的印象，《吴宓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陈寅恪的名字就是1919年3月26日一条，他称赞陈说：“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独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后来，吴宓甚至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关于陈寅恪到清华，还有另一个传说版本：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记载了这样的事： 1925年春，梁启超推荐陈寅恪进清华，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并没有听说过陈寅恪这个人，就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一听，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当然，传说是否确实，需要确认。陈寅恪得学问很大，当时的学界一般人并不熟悉，但学问家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所谓高手互知，应该就是此种类型吧。

   陈寅恪通晓语言文字二三十种，包括常见英、法、德、俄、西、日等国文字，还有蒙古文、阿拉伯文、藏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回纥文、匈牙利文等，他都是精通的，甚至中亚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也能通晓，其史学造诣更是驰誉海内外。此外，他还精通“红学”、诗词等等。他的学问有多大，其它不说，单就语言这一项，恐怕当代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傅斯年对陈寅恪的评价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对他的评价是：“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吴宓举陈寅恪《与妹书》一文，，其实也是一封常信，但其中显露的学术追求和识见，“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确实让学问大师吴宓折服。

   陈寅恪这位无“名望”、无“博士”、无“著作”的“三无学者”，在好友吴宓的极力推荐下，从柏林回到清华，这是清华的幸事。在柏林的日子群困潦倒，收到清华聘书之后，陈寅恪很快就出现在清华的讲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