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本部（燕园）部分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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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培像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意思是遗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早年组织光复会，后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1927年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为北京大学的发展和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毛泽东同志曾赞誉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铜像是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毕业生捐赠母校的，由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协助铸成。

 

勺园

 

      勺园，用以专门接待外国专家和留学生，是北京大学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勺园也因此有了燕园里的“小联合国”之美称。

 

      勺园，又名风烟里（此处存疑。孙国敉《燕都游览志》“勺园径曰风烟里。入径乱石磊砢……”，似乎“风烟里”是“径”的名字，不是园子的名字），约建于万历四十年（1612）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明末京西著名的园林之一。园主米万钟在造园艺术方面擅长，造诣很深。时人把他与董其昌并提（号称“南董北米”），米万钟毕生著述很多，但他一生最为喜好的是山水花石，而且研究颇深。他看中了海淀这个地方，湖泊相连，有似江南水乡。便在李伟清华园（后来康熙在其址建了畅春园。和现在清华没有任何关系）的东侧选定园址，并由自己设计，因地制宜营建了一座具有江南特色的水景园，并命名为“勺园”（意思是“海淀一勺”）。

 

       米万钟死后，家道衰落，其子米寿都死后仍葬米家坟，之后，勺园便随着明清易代而逐渐荒废了。到了清朝初年，由于勺园的风水位置好，就划归清皇室，不久便在勺园故地建造了一座弘雅园。清康熙将该园赐给郑亲王积哈纳作为邸园，并亲笔题写匾额“弘雅园”三字。乾隆四十九年（1784），郑亲王逝世，此园收归内务府所有。（197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派遣的特使马戛尔尼的使团在北京的住所就是弘雅园。当时这里已经比较荒废了）自乾隆以来，清帝经常在圆明园设朝听政，为了方便从城里赶来的官员上朝前后落脚休息，便于嘉庆六年（1801），正式将弘雅园改名为集贤院，并由嘉庆皇帝亲自题写匾额，作为堂官退值休息之所。

 

    咸丰十年（1860）十月，英法侵略军从通州绕道京郊，集贤院被毁掉了。据说，在通州未陷之前，集贤院曾一度作为囚禁英法俘虏的地方，相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释放回去的俘虏，为了进行报复，这才引兵从通州直趋海淀，终使集贤院与圆明园同归于尽。

 

    在勺园旧址遭到严重破坏以后，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修复过，就一直那样荒废下去了。直到民国初年，勺园一带为军阀陈树藩所占有，之后被燕京大学购得，作为教学用地。但当时是以淑春园遗址为主来设计校园建筑的，在勺园遗址上修建的建筑很少。（北京大学建校九十年前后，在遗址上建成了勺园大楼，作为外籍师生和访问学者的招待所）

 

       80年代，还在勺园楼群之北营建了亭榭曲廊。北边的亭中悬有溥仪之弟溥杰所题写的“勺海”匾额，南边的亭中有当代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所题写的“缨云”匾额。“勺海”、“缨云”均系当年勺园的重要景点。

 

　　近几年来，北京大学每年约接待一万多名外宾，在全国高校中外事活动数量上居首位，而且在规格和层次上也是最高的，其中不乏外国元首、国际学术权威和各界著名人士。

 

　　勺园9号楼主要是提供外国留学生的住宿和学习场所，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主要为留学生宿舍和小教室。1998年完工，开业后首批接待的客人是来参加校庆的贵宾和校友。

 

校景亭

 

       校景亭原名翼然亭，是清代鸣鹤园(原淑春园的一部分)仅存的一个建筑。它早在乾隆初年就已存在了。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乾隆曾登上翼然亭观赏四周风光，并以“翼然亭”为题赋七律一首，赞赏这一带的风光之美。为大式重檐四角方亭，亭式简朴大方，为昔日鸣鹤园中最大亭，亭四周叠置假山，树木阴翳，翼然亭掩映其中，很能体现出古园林建筑中“藏”的特点。亭正西有白石砌岸的长方形鱼池，盛夏荷花盛开，别有一番风致。后来，这一带成为蕙亲王绵愉的鸣鹤园。咸丰十年（1860），鸣鹤园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园中建筑多被损毁。而翼然亭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与未名湖畔的钟亭与湖心岛上的岛亭相比，由于所处较为幽僻，校景亭并不太为人所知。其实它应该算是燕园里最古老的一座亭子了。1926年，燕京大学迁来后，对该亭进行整理，亭内彩绘燕园校景十余幅，遂名校景亭。1984年曾进行修葺。（文革时期，现在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位置是关押北大教授的牛棚。有的教授不堪忍受这种屈辱生活，想过自杀。但是透过牛棚，看到了校景亭，感到了世界还是有美的，又有了生的信心。以上出自《鸣鹤园》一书，在图书馆可以借到）

 

西校门

 

       原名校友门，是原燕京大学校友于1926年集资修建，故名校友门。此校门门牌号是娄斗(兜)桥一号。娄斗桥在明清时代是著名风景区，是诗人留连唱咏的地方。娄斗(兜)桥在校门南十余米处，遗迹依稀可辨。这座校门是由燕京大学校友捐资修建，故而又称之为校友门。

 

　　石狮乃是原燕京大学于一九二四年从民间购得的，在北大文书档案馆里，还存有当时购买这对石狮的契。

 

       西校门内一座精心镂雕镂的石桥，也由校友所捐，名校友桥。正对西门的是校园的主要建筑，即现在的办公楼，其间空地上还耸立着从圆明园迁来的两只华表。西校门向西而行，是清代名园鸣鹤园的遗迹；往南的一片绿地和荷塘，是明末画家米万钟勺园故址（存疑。勺园应该不会延伸到这里）。

 

斯诺墓

 

　　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05年生于美国坎萨斯城，1928年以记者身份到中国上海，1934年1月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回京后，写了《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建国后，斯诺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为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1972年2月15日逝世于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寓所中，遵照斯诺的遗愿，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斯诺和燕京大学渊源颇深，他是燕大新闻系的先驱者之一。他十分喜爱燕园，称之为世界上最美的校园）。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安葬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安葬仪式，叶剑英元帅题写了墓碑）

 

　　

 

翻尾石鱼

 

      在未名湖西岸附近的湖中，有一条白色的石鱼，身雕鳞状花纹、张口朝天，远远望去，像是将塔影含在口中。翻尾石鱼是圆明园中长春园的遗物。在圆明园之一的长春园北部，有一组仿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样式设计的建筑，俗称“西洋楼”。这组建筑最西面靠南一点的就是“谐奇趣”。“谐奇趣”建于乾隆十二年，他的前面是一个圆形的大喷水池，周围有雕刻精美的四只羊和十只鹰，嘴里日夜不停地向池中喷水。翻尾石鱼就是这个喷水池里的装饰物，属于西洋石刻艺术。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焚烧、劫掠后，沦为废墟，珍贵文物流失殆尽，翻尾石鱼也被变卖，后来被朗润园的主人载涛买下运到朗润园。石鱼在朗润园里放置多年，燕京大学1930班学生毕业时，将此石鱼买来送给母校，从此翻尾石鱼就在未名湖畔安了家。

 

       文革十年浩劫中，石鱼也是惨遭不幸，被悍然推入水中。1981年夏天，抽干了湖水，石鱼终于重见天日，遗憾的是石鱼的尾部和嘴部都断掉了。经过修补，才勉强使这一文物得以保护。　

 

石舫

 

　　未名湖的石舫不同于圆明园和颐和园石舫的重要一点，是它并非皇家所建。这是清代乾隆朝宠臣和珅的淑春园的遗物。

 

       和珅(1750-1799)，钮祜禄氏，字致斋，清满洲正红旗人，由护卫擢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把与圆明园最近的淑春园赏给和珅，和珅把淑春园建造得富丽堂皇，并仿颐和园(时称清漪园)在淑春园也建造了一个石舫，这是“僭侈逾制”行为，也是和珅后来获罪的二十大罪状之一。淑春园几经变迁，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颐和园和淑春园（包括现在燕园里的未名湖）也被殃及，三处的石舫均被烧得只剩下了基座。我们今天在颐和园能够看到的那个叫“清晏舫”的石舫，是在1893年由慈禧太后命人重修过的，在船体上仿建起西洋式舱楼，并在船两侧添建了两个西洋火轮船式的机轮。通过“清晏舫”石舫，我们可以想象未名湖石舫当年曾拥有的奢华。

 

李大钊像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8年起，在北京大学任史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时为《新青年》杂志主编，传播马克思主义。1927年4月被反动军阀张作霖逮捕，英勇就义。

 

此铜像为北大77、78级毕业生捐资建造，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傅天仇教授创作，北京钢铁学院、首都钢铁公司协助铸成。1982年10月15日，它和蔡元培校长铜像同时落成。铜像的创作者是当代著名雕塑家、美学家傅天仇先生。

 

三一八烈士纪念碑

 

　　1926年3月18日，北大、清华、燕大和北京总工会二百多个社团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盗行径，会后到执政府门前示威请愿，遭到段祺瑞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在这一惨案中受伤200多人，牺牲47人，其中有北京大学学生张仲超、李家珍、黄克仁，燕京大学学生魏士毅，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张仲超等三烈士碑于1929年5月立于北大三院(沙滩)，1982年迁此；魏士毅烈士碑1927年3月立于此。

 

乾隆诗碑

 

　　诗作于乾隆五十二年，诗纪乾隆十三年九月事：“诣畅春园恭请皇太后圣安，即视事于观澜榭引见于大西门”，“爰亲御弧矢”，“相调连发二十矢，中一十有九”。乾隆十四年“陈马技以娱慈颜，亲发十矢，复中九，且破其的三焉”。此碑当为畅春园之遗物。　

 

抗日战争联络点

 

       此处原为燕京大学第一号自动化污水井。1938年秋-1942年春，中共地下党曾秘密地用此处为联络点，并在此传递平津与抗日根据地的文件、情报、宣传品以及军用器材等。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北平，在美国外交官的干涉下，日军亦不得随意闯入校园。再加上以司徒雷登校长为首的校方的同情和支持，一时间，燕大的反日爱国运动蓬勃开展。此时的燕大，虽未有日军进入，但日本人派出的便衣特务和国民党的暗哨却四处活动。为安全起见，中共燕大党支部并未公开露面，而是通过领导燕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8年改称“自学社”）等外围组织来进行活动。民先一方面开展抗日宣传，四处贴传单、刷标语；另一方面积极为抗日队伍募捐，并输送队员到抗日根据地去，不少要求抗日的燕大学子就是籍由这条“通道”秘密到达陕北。

 

       当时，燕大的地下党还担负着为抗日根据地收集运送物资、器材的任务。在燕大物理系的英籍教师帮助下，他们秘密组装了收发报机等电讯器材，运送到西山的游击队那里。日军岗哨盘查的很紧，他们就运用各种伪装手段，千方百计地瞒过去。有时，司徒雷登也把自己的汽车借给他们装运器材，因为美国当时还是中立国，日军也拿他没办法。就这样，他们先后运送了“五部收发报机，三箱空气电池，一台内燃发电机，一批照相器材、医药用品和汽油、机油、电线等”，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大，宣布燕大即时由日军接收管理。“九日遣散学生，男女生一千余人，略携衣物，一时俱散”（邓之诚《南冠纪事》）。中共地下党在燕大的活动被迫暂时中止。

 

 智慧之树

 

       1982年4月北京大学纪念塞万提斯逝世366周年时，西班牙驻华大使等10个西班牙语国家驻华使节一起种植此树，并命名为“智慧之树——塞万提斯之树”。

 

博雅塔

 

       博雅古塔本就是一座水塔。1921年，未名湖一带成为燕大新校址，燕大校方为了解决全校的师生的生活用水问题，于1924年7月在现在的水塔附近打了一口深井，此井深164尺，掘成以后水源丰沛，喷水高出地面十多尺，为了向全校供水，急需建一座水塔。燕大校方向当时的社会名流征求意见，得到赞同后才决定建立塔式水楼。水塔的设计参照了通州的燃灯塔，燃灯塔初建于北周，后几经毁坏，几经重修。因塔内供奉燃灯佛石雕像一尊，故称燃灯塔。水塔塔级十三，不过比燃灯塔要小，高仅三十七米。中空，有螺旋梯直通塔顶，除基座外全是用钢筋水泥建筑，设计精良。据说当时的建筑施工单位因估工不准造成亏损而倒闭，不得不三易其手。由于当时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建筑都是以捐款人的姓氏命名的，这座水塔主要是由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的叔父（当时居住在美国）捐资兴建的，所以被命名为“博雅塔”。

 

未名湖

 

       原来未名湖是和珅的淑春园的一部分。淑春园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当时园中有一大湖泊（即未名湖的前身），湖中有一石舫和湖心岛。和珅被查抄之后，淑春园又几易其主。火烧圆明园，淑春园同被殃及。1919年司徒雷等任燕大校长后，于1921年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了这块地皮，在设计修建燕大校园的过程中，燕大校方对未名湖一带的旧景观进行了整理修缮，并增设新景，形成了今天的未名湖景区。据说，当时为未名湖取名时，提出了很多参选名称，但都不很令人满意，最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一锤定音，直接以“未名”称之。　

 

华表

 

       华表起源甚早。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讲究竖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名曰“诽谤木”，或简称“谤木”，也叫“华表木”。最初这种“谤木”多竖立在交通要道，供人们写谏，评论时政，同时也能起到路标作用。汉代，华表木就发展演变为通衢大道的标志。因为这种标志远看好似花朵，故称“华表”（古时，“花”同“华”）。汉代还讲究在邮亭的地方竖立华表，可使送信人不致迷失方向。华表亦称为“桓表”。后来，华表逐渐发展成为装饰建筑品，多设在桥梁、宫殿、城垣或陵墓前做为标志。立在陵墓前的叫“墓表”，多数为石造，柱身雕有蟠龙等纹饰，顶端是云板或蹲兽，表上的蹲兽叫“望天犼”。 华表顶上的异兽，是古时传说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其特性善吼叫，名曰“吼”（亦作“犼”）。放在皇宫门里的华表，犼冲着北方，名叫“望君出”，每当民间发生灾害时，望君出就呼唤君王出宫；宫门外的华表上，犼冲着南方，叫“望君归”，君王如果在宫外玩的太久，望君归就会提醒说：回来吧，君王。华表柱顶，两木水平正交，各指东西南北，故又名交午木。十字形正交，古谓之交午。在太阳下，观察华表投影，若指向正北了，便是地方时的白昼十二点了。可见华表又有报时功能。今之计时器，名之曰表者，由华表来也。

 

       古代天文学家立竿测影，凭竿影的长短推定夏至冬至，然后算出历法，敬授民时。那一根竿名之曰表，这就是华表的胚胎。后有圭表之设。只须在斜置的圭版上插一木签，视其投影所指，便能读出时间，这就是日晷了。

 

       燕园里的这对华表由汉白玉雕成，通高约8米，下方的八方形、须弥座高为1.24米。华表柱身刻有云彩和姿态各异的蟠龙。

 

       原来这两座华表是圆明园安佑宫中的遗物之一，当年被安放在安佑宫琉璃坊前。他们一粗一细（还有区别在基座的云纹，好像基座下面柱子上的浪花，一有一无），并非一对。原来1925年燕京大学建校舍时，只从圆明园运来了3根，第四根却被运到城里，1931年曾横卧在天安门前道南。当北京图书馆建文津街新馆时，欲将燕大多余的一根华表搬走与天安门前的另一根合成一对，不料搬运时阴错阳差，结果燕大和北图的华表皆不成对 。1952年，北大离开了沙滩的民主广场，来到了华表的跟前，而北大关注社会的天性也同华表一般亘古不变。

 

南北阁

 

       南北阁的造型、体量、色彩完全一样，所以又称姐妹阁。

 

       相传是司徒雷登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两个女儿，特意在燕园里修建了这两座完全一样的阁楼，以寄相思之意。还有人说，司徒雷登的两个女儿还曾分别居住在两个阁楼中，方圆十几米以内是不轻易让男士入内的。据说这也是姐妹阁的命名原因之一。

 

       南北二阁建于1924年，与俄文楼组成了一个品字形的独立单元，这与燕园建筑整体上的品字形设计模式是一致的。俄文楼当时被称为“课室楼”（Sage Hall），是学生上课的地方，南、北阁分别叫甘德阁和麦风阁，北边的麦风阁为音乐教室和男女学生活动室，南边的甘德阁当时作为女部的办公楼使用。北大英语系的沈弘老师在《燕园姐妹楼以谁命名》一文中曾有比较详尽的考辩。原来它们是以美德博士的名字来命名的。麦美德博士是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长，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以后，便自动成为燕大的女部，麦美德就成为燕大首任女部主任。麦博士在任只有三年，但是为燕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而在海淀新校园落成时，依据当时给建筑命名的惯例，就将这两座美丽典雅的阁楼以麦美德来命名了。从甘德阁和麦风阁到南北阁的转变，估计也是因缘于钱穆先生的提议。

 

       现在驻地南阁的办公机构是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香港中文大学驻北京大学联络处；北阁则是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所在地。

 

 

 

办公楼

 

       建于1926年。原名施德楼，1931年6月燕京大学校楼命名委员会曾定名为贝公楼。楼前的麒麟、丹墀均系圆明园遗物，由载涛购得，存放朗润园多年后置此。

 

钟亭

 

       钟亭，有钟有亭。亭——圆顶六角，上有彩绘；钟——古色古香，下端铸成八瓣荷花状，像姑娘们穿的裙子。钟体下部雕刻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和从海面喷薄而出的旭日。钟体上部是十二对腾舞滚动的蛟龙戏珠。两条粗壮的青龙铰连成的钟耳悬挂在亭顶的一条横木上。此外，钟体上刻有八卦的图案，还有满汉两种文字写着：“大清国丙申年捌月制”。按此日期算来，从大清国丙申年，即1896年。

 

       原来老北大就是用钟来报时的，钟亭之所以亭中有钟，大概最初的想法就缘于此。而当时所用的钟自然不是现在钟亭里的这口钟。关于钟亭内这口钟的由来，颐和园那座皇家园林里有这样的记载：“岛北侧的岚翠间，1889年慈禧曾做为阅兵台，检阅李鸿章调来的北洋水师及新毕业的水师学堂陆战队学员。为适应演习，把小火轮改为炮舰，东西两岸排列着炮队和马队。当时为水师报时的大铜钟，1900年险被劫走，后来置于燕京大学内，今北京大学内未名湖畔钟亭内即此物。”钟亭建于1929年9月，古钟1929年初购得。

 

岛亭

 

       这座方亭就是岛亭，整个亭子是木质结构，八根红色的木柱支撑起重檐瓦当和宝塔状的亭顶。亭子的底座是一个约有一米多高的八角形的石台。

 

       湖心岛也是当年和珅淑春园的遗迹之一，当年和珅仿圆明园的“蓬台仙岛”所建的豪华建筑的一景，其后都毁于英法联军。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正在筹建中的燕京大学校长，同年他邀请鲁斯(Harry Luce)为副校长。鲁斯就任后，积极为燕京大学从一个国际教会组织(Inter Church World Movement)那里筹到了160万美元的首期建设款，并建议学校应该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里面配以现代化的设施，他的提议得到了司徒雷登的赞同。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作为校园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了燕园今天的格局。1928年，鲁斯先生去世。1929年，鲁斯先生的长子亨利•鲁滨逊•鲁斯(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为纪念先人，在湖心岛捐资建亭，亭子就因此而得名"斯义亭"，岛亭开始建于1929年夏天，于同年11月完成。燕京大学的学生常常聚集在这里进行宗教仪式。1998北大百年校庆时，鲁斯基金会捐赠重修岛亭，重新命名为“鲁斯亭”，所以今天的岛亭看上去仍然崭新如初。 建成后，燕京大学学校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借用该亭之规定，确定为师生团体聚会用。1932年11月燕大行政执行委员会又规定将该亭改为餐室，经营西餐及茶点。不久又因为前往就餐人数过多取消了西餐，专售茶点。1932年年底校方在岛亭内装上了电话。1966年前，北大工会在岛亭开设图书室，工会会员均可持证借阅图书，岛亭后来又成为地球物理系的一个教研室。现在，狭小的岛亭已经基本上不再正式使用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北京大学京剧昆曲爱好者协会（简称京昆社），将岛亭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所以在这里经常可以听到老师和同学们愉快的念唱坐打之声。

 

梅石碑

 

      杭州南宋德寿宫旧址北有梅花厅、芙蓉石，旁置刻有梅石的断碑。《浙江通志》云古梅为蓝瑛所画。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首次南巡，见石，十分喜爱，有诗题咏，称此石为“青莲朵”，并命将之移放北京。乾隆三十年，高宗四次南巡，发现梅石碑“梅乃孙杕，而石实蓝瑛墨”，遂纪诗撰文，并命重新复制一块梅石碑，将诗文镌刻其上。乾隆三十二年，又命再摹制一块梅石碑，置于圆明园中长春园之茜园，即为此碑。

 

临湖轩

 

       最初这里是和珅的淑春园中的“临风待月楼”。当淑春园被烧成灰烬之后，只有未名湖边的石舫基座和这座楼保存了下来。后来燕京大学从陈树藩手中买下现在的燕园这块地作为新校址，6年之后，这块燕京大学新校址被启用时，其中“临风待月楼”在美国人乔治•柯里夫妇捐资下也被修缮一新，成为20年代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寓所和接待来宾的地方。1931年，年轻的燕大教师冰心为庭院命名为临湖轩，后来由当时的北大文科院院长胡适题写了匾牌。

 

      临湖轩的前后几位主人都有特殊的才华和魅力。其中的两位尤其值得关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北大校长马寅初。

 

       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办者, 以其在中国教育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倍受知识界的推崇。司徒雷登，基督教徒、教育家、大使，作为美国人，他一生的大多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司徒雷登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6月24日出生在中国杭州，后来在中国传教，是当时外国传教士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1916年，燕京大学成立，三年后，司徒雷登应燕京大学学校董事会之聘出任燕大校长。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学府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12月，中国政府教育部授予他勋章一枚，以奖励他为燕大募捐所做出的贡献。到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司徒雷登本人也因此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而广为人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及其一批燕大师生相继遭到逮捕，直到1945年8月7日，司徒雷登方获自由。这一系列事件使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可以说在20世纪中叶，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在华的其他外国人。著名学者吴文藻和冰心的婚礼就是1929年在临湖轩举行的。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惠又是在这里举行婚礼，主婚人都是司徒雷登校长，这些都演绎成了临湖轩的佳话。 1946年7月，二战结束，70岁高龄的司徒雷登积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处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这不仅破坏了他苦心建立的教育家形象，而且在回到美国后又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冷遇。1949年，在大势已去的南京国民政府败亡之际，司徒雷登拒绝大使团随国民党撤往广州，并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秘密邀请他北上，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的反对，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稍纵即逝。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于8月2日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就在他离开中国还没有返回美国时，美国政府为了挽回自己在国内的影响，于8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问题白皮书”，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了国民党头上，同时也推到了司徒雷登头上。随后，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最终使司徒雷登变成了一位彻底的悲剧使者。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和苦心经营50年，一直受到尊敬并且在中国问题上自以为有发言权的73岁的老人，这样的压力和挫折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倍受打击。回到美国三个月后，他得了中风偏瘫，被送进医院，从此基本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华盛顿。

 

      1952年，北大迁到燕园，马寅初校长也曾在这里居住并迎接宾客，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面，马寅初校长由于坚持“人口论”被打倒，他的智慧之音一度被辱没。在马寅初校长因坚持“人口论”被打倒之后，再也没有一位校长在此居住过。于是，临湖轩被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文革期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一个由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笔杆子”为首的御用写作班子，经常以“梁效”（谐音“两校”）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些借古讽今、操纵文革进程的长篇大论。当时担任北大、清华军宣队头目的迟群、谢静宜就挑选了临湖轩作为写作班子的据点。文革末期，临湖轩再次归属北大外事处，成为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

 

       今天，临湖轩作为北京大学的贵宾接待室，每年要接待几十个国家几千名来北大参观访问的外宾（包括中外国家元首、专家和学者）以及港澳同胞和侨胞，党中央的领导来北大视察工作时也常常来这里驻足。（2012年八月底九月初，临湖轩又成了建筑工地）

 

六院

 

      燕大时，未名湖北岸的四斋是燕大男生宿舍，六院为女生宿舍。单从这两组建筑的架构、形制和风格来看，四斋体形雄伟开阔，很具阳刚之气；六院小而精致，颇有阴柔之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又在整体上体现了阴阳平衡的和谐美。六院的布局也别具匠心，它们与二体构成了一个品字型的建筑布局，而又分居燕园南北次轴线的两侧。从当年的设计平面图上看，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在燕园初建时，这里的布局并非如此，当时仅有四座院落，包括现在的1、2、5、6院。现在的3、4院是根据当初的设计图纸添加的。六院从整体上看似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房间均为木制结构，雕梁画壁，古色古香；各有精巧灰顶红色小门楼一座，由灰色石砌虎皮矮墙联成一体。每座院门都有紫藤萝花架，每年5月，紫花缀满门楼，颇为典雅幽美。这是大同之处。但如果进入庭院中细细观察，就会发现每座庭院的都有自己的特点，内部结构多不相同，每座建筑的门窗不仅形态各异，而且花色不同，展现出我国传统的木工雕刻艺术的丰富多彩。这似乎也体现了“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范，避免了“千人一面”的雷同感。

 

      据冰心先生回忆，当时的四个庭院内并非全是学生居住，还有部分燕大女教师也居住在这里。虽然当时的燕大是男女同校，但校方还是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制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的。除了每年一次的开放日外，男生是不能随便进入这四个院落的。女生在晚上的特定时刻以后就不能出去跟男生约会。正是因为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约束，这四座庭院就被燕大男生戏称为燕园里的“紫禁宫”。等到每年一次的开放日来临的时候，校园的气氛就变得活泼起来了，平日里显得幽静的庭院也顿时热闹异常。男同学们会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参观女生的宿舍，而女同学们也会大大方方地把他们迎入庭院，并亲自下厨招待这些平日很难进入“紫禁宫”的男同胞们。

 

       1952年秋季，北京大学迁至燕园。六院的“紫禁宫”面貌也得以改变。这六个院落经过改建整修，逐渐成为一些院系研究所的办公所在地，它们现在的格局是：

 

       一院：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会，中国人学学会，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

 

       二院：历史学系，欧洲研究中心，妇女研究中心；

 

       三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大学信息传播研究所，亚非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亚太研究中心，外国哲学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四院：哲学系，宗教学系，国家哲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五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六院：北京大学广播台，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秘书处。

 

       由六院和一体所围的区间原为疏林草地，点缀着藤萝花架，古松石碑，是一块开放式游憩园地。20世纪70年代改植桃树，苹果树数百株，变为封闭式果园。20世纪80年代末又砍去果树，开辟成草坪，并取名“静园”。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师生们课余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七斋

 

       在未名湖的北畔，坐落着一组仿明清式中国古典建筑群落，这一组建筑共有七个宅院组成，分别是“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体斋”“健斋”“全斋”，合称“德才均备体健全”。“德斋”“才斋”“均斋”“备斋”四斋在未名湖北岸呈直线排列，合称“德才均备”，在这四斋的东面是一大一小两座漂亮的古典建筑，即为“体斋”“健斋”，两斋紧紧相连依偎，在“体斋”“健斋”的正后方就是“全斋”。

 

       七宅在建燕大时建成。刚建成时，它们并不称作“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体斋”“健斋”“全斋”。1920年的一天，校长司徒雷登在私宅设宴招待新同事，问及各位到燕大之后对学校的整体印象。此时，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直吐胸臆，他说，自己本来以为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来到之后却感到并不是这样子的。一入燕大校门即看见“Ｍ”楼、“Ｓ”楼、“贝公”楼（当时按照墨菲的设计建成以后，基本上是采用字母命名的）等等，看不出丝毫中国的文化味道。他建议将这些名字改为中国名称才是，钱穆一席话，举座默然。后来燕大特地为此召开校务会，遂改“Ｍ”楼为“穆”楼，“Ｓ”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予中国名称。因此，当时还是燕京大学男生宿舍以及教工宿舍的的七个宅院就被命名为“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体斋”“健斋”“全斋”。

 

       建国以后，德、才、均、备四斋，已经变成了学校机关的办公楼，德斋，现在是北大的宣传部、组织部、发展规划部、计委等单位的办公室；才斋，现在是北大的研究生院；均斋，现在是北大的科研部、社科部、产业部、科技开发部、国内合作部等单位的办公室；备斋，现在是北大教务部和继续教育部的办公室。

 

       “体斋”和“健斋”还有“全斋”以前都是燕大教师的宿舍。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体斋”和“健斋”修缮一新，现在已经作为国际访问学者的公寓。“全斋”由于处于“体斋”和“健斋”的后方，不为人注意，所以相比之下显得陈旧古老。“全斋”在燕大期间是教师的宿舍，现在拆除。修缮后将作为“北京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科研用房。

 

塞万提斯像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以《堂吉诃德》开创了西方近代小说的先河。1615年，在《唐吉诃德》第二部问世的献辞中，塞万提斯充满幻想地写道：“最急等着唐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个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唐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唐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但是三百年前，塞万提斯并没有实现自己想来中国的梦想。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去世，被草草埋葬，甚至没有立下墓碑。直到1835年西班牙政府才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的上端有塞万提斯的石雕像。1986年北京市与西班牙马德里市结为姊妹城市，之后，马德里市政当局特意复制矗立在该市区西班牙广场的塞万提斯像，赠送给北京市民。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它安放在北京大学校园。1986年10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安放仪式。塞万提斯像矗立在北大勺园荷花池北侧的草地上，校史馆的西南方。该像为铜制塑像，高2.35米，塞万提斯身着西班牙披风，右手持书，腰挎宝剑，目视前方，风度威武而潇洒，既散发着文学骑士般的无畏气质，又闪耀着理想主义者的智慧之光。北大是无畏的，无数北大人在新文化和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而塞万提斯具有无畏的批判的精神，他通过自己的文笔讽刺了腐朽的骑士小说；北大是充满理想的地方，而塞万提斯是理想主义的，他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北大是一个人文圣地，无数学子把这里当成他们的精神家园，而塞万提斯是人文主义的作家。

 

 

 

葛利普墓

 

　   葛利普(A.W.Grabau，1870-1946)，著名美国地质学家，近代地层学的创建人之一。祖籍德国。因家境贫寒，曾以作报童和装订工人谋生。经业余勤奋自学，获麻省理工学院旁听生资格，后正式考入该院地质系，苦读9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05年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并当选为纽约科学院院士，不久出任副院长。1920年应邀来华担任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葛利普在中国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和教学26年，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建会员之一，曾任学会理事和副会长。他奖掖备至，循循善诱，培养了一代中国地质学家。他热爱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他致书美国总统，要求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他曾站在中国地质调查所门口，阻挡日兵接收，并始终不同侵略者合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72岁高龄的葛利普被关进集中营长达四年之久，倍受折磨，但仍孜孜不倦地著述。1946年3月26日逝世。北京大学教授会遵照他的遗愿决定将他的骨灰葬于北大红楼(沙滩)旁的地质馆前。

 

       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倡议移墓于此。

 

乾隆石屏风

 

       在未名湖北岸迤东、土丘之阳并立着四扇青石屏风。第一至第四扇石屏上依次所题为：“画舫平临蘋岸阔”“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徵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

 

       这四扇青石屏风是圆明园一处景点“夹镜鸣琴”的遗物，“夹镜鸣琴”位于圆明园福海南岸，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作为“夹镜鸣琴”景点的一部分，这四扇石屏风原来是镶嵌在一座高大的亭桥两面，亭桥下方为出水口，水声激越，琤琤作响，犹如琴声，大概“鸣琴”二字便缘此，而“夹镜”乃取材于李白的“两水夹明镜”的诗句。可以说，“夹镜鸣琴”的命名是融天然内涵和文化内涵为一体，很有韵味。“画舫平临蘋岸阔，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徵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这两幅对联充满了诗情画意，其中第一句中的“画舫”并非是指现在未名湖湖心岛东侧的石舫，该石舫是和珅仿“清漪园”（颐和园）中的“清宴舫”建造的画舫遗物，而石屏风是圆明园的遗物，虽然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石屏风位于未名湖畔，衬着垂柳、伴着波光塔影与石舫相呼应，似乎也恰当地体现了“画舫平临蘋岸阔”的意境。后面的“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徵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这三句描绘的是当年圆明园内画舫周围的景色，如果移用过来表示现在未名湖周围的景色似乎也很合适。（根据侯仁之先生的回忆，四扇屏原本弃置在民主楼西北草丛中（大概在现在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位置））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这四扇屏风当时被埋没于乱岗荒草之中。燕大建校时被发现，就被安放于未名湖的北岸。从此，这一组珍贵的文物便重见天日，焕发出新的生机来。

 

日晷

 

       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与外文楼之间有一汉白玉日晷。高近3米,由大底座、碑身和日晷组成。碑身从北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刻着篆字碑文。东西南北四面的碑文分别为：“近取诸物”、“远取诸身”、“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碑身以上为日晷，由底座和晷盘及晷针组成。

 

       这座日晷原位于老北大的沙滩红楼前（但是据我掌握的资料，日晷原来是在和嘉公主府银安殿前池塘。那里后来是北大二院，即景山东街理学院。而红楼是一院的建筑，因此日晷不可能原位于老北大的沙滩红楼前。关于日晷我单独有一篇日志），八十年代后期移放到现赛万提斯像东侧草坪内，1992年园林科在赛克勒博物馆建成后移到此处，并恢复了晷盘与晷针，以期与博物馆在内容、气势上形成一种和谐的旋律。除晷针受损外，一切完好，比其外文楼西南角另外一个赤道式的日晷，这个日晷可算历经沧桑而近似完璧了。

 

       日晷是一种古老的计时仪器。燕园中这座日晷为赤道式日晷，是多种日晷形式中的一种。这种日晷由晷盘和晷针组成，盘中央穿有一根垂直于盘面的“晷针”，它的方向指向天北极。赤道式日晷其晷盘平行于地球赤道平面，而晷针则平行于地轴。晷针与地平面所在的夹角等于北京的纬度。晷盘的盘面两面均有刻度，面向真北方向的盘面上分别按序列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戎、亥文字的时刻标志，并相应刻有24条刻线，每个时刻文字分两格，代表2小时，即古人通常所谓“一个时辰”了，每1个小格则相应代表1小时，总计24小时。面向真北方向的文字刻度是按顺时针顺序依次排列。面向南方的刻度文字则是按逆时针顺序依次排列的。这种顺、逆时针排列的确定是按人体面向北侧盘面后的站立位置划分的。由于晷盘两面（南，北）均有刻度，故在观察时刻时是按季节划分为两段，即春分和秋分。规定春分以后看上面，（指盘面朝真北的那面），秋分以后看下面（指朝南的那面）。这是由于在这两个季节以后，太阳近地距离不同，这样就能保证在一年中，盘面上均有充分的阳光照射，以起到钟表作用。

 

石麒麟

 

      这对麒麟高174cm，须弥座高98cm，正面宽141cm，侧面宽195cm，刻工细腻，巧夺天工。每尊石麒麟与其基座是由两块石头刻成后拼接而成的，接缝在距上面约19cm处，由于这里断面向里收缩，接缝很难被发现。可见当年制造者的灵巧与用心。

 

       麒麟俗称“圣兽”，为万兽之王，与龙一起被认为是吉祥崇高的化身，所以常有“神龙”、“圣麒麟”之称谓。一般认为，双角和独角者均称为麒麟，无角者称为辟邪。麒麟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鹿，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象征。它龙头、鹿角、猪鼻、蛇鳞、虎背、熊腰、马蹄、狮尾，什么都象又什么都不象，集各种动物的精华于一身，可谓兽中精华之集大成者。其形象在威武雄健之中不乏秀美和善之气，所以常被置于宫门之前以作装饰点缀之用。

 

       办公楼前的这对石麒麟就是圆明园安佑宫前的“守护神”，是圆明园中的遗留文物之一。安佑宫位于圆明园的西北角，乾隆六年七月曾传旨将圆明园大宫门前的一对石麒麟移至安佑宫，大宫门前新做铜麒麟一对，如此看来，石麒麟还要比安佑宫的历史要长一些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安佑宫和周围牌坊林木也都被焚毁殆尽，变成一片瓦砾。所幸的是，这对石麒麟竟然没有遭到破坏。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石麒麟一直留在圆明园内。到清末时，被文物盗卖者从中盗出，准备高价出卖。当时的朗润园园主载涛知道此事以后，便出高价买到这对石麒麟。以后载涛把朗润园卖给燕京大学作为校园新址，石麒麟也归燕京大学所有。存放朗润园多年以后，才放置在现在这个位置。此外，在两麒麟中间还有丹墀，又称“龙云石”，以前也是安置在圆明园安佑宫前的，后为载涛购得。原有两块，另一块保存在颐和园。“墀”指古代皇帝前面的台阶，“丹”即红色，“丹墀”即为红色的台阶。上面所刻的二龙戏珠图，形态逼真，令人赞叹不已。

 

新闻馆

 

      在斯诺墓所在的土丘以南，坐落着两幢古典式的二层楼。其中东边的一座是当年著名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所在地——燕京大学新闻馆，现在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教学楼。

 

       在中国，燕京大学是第一个创办新闻系的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初建于1924年，中间因为经费短缺曾一度停办。1929年9月，又重新建系。当时建立新闻系的指导思想是：“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 在当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尚处于雏形阶段，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不啻是一件开山辟泽，筚路蓝缕的大事。在它的带动下，全国各大院校先后设立了新闻专业，使当时的新闻学呈现出百花争艳的良好局面。

 

        燕京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系”，与它的师资力量很强有很大的关系。从1931年开始，新闻系就开始大量聘用校内外的专家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深报人、报业专家和著名记者来系里做兼职教师或办讲座，如张东荪、刘廷芳等著名教授都在新闻系兼过课。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也曾在燕大新闻系教授过“新闻特写”和“旅行通讯”两门课，给当时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教师真可谓是极一时之盛。

 

       高水平的教学造就了一批高质量的优秀学生。后来在中国新闻界和外交界颇有建树的萧乾、区棠亮、陈翰伯、蒋荫梦、朱启平、龚澎、黄华、钱辛波、白崇义、李延宁等人，都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

 

       建国以后，燕京大学的建制取消，新闻系也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在中国新闻史上领一时风骚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辉煌便到此结束。2001年5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隆重成立，新闻学也故地重来，又一次落脚燕园。

 

畅春园

 

       畅春园是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北京西北郊建造的第一座“避喧听政”的皇家园林。它的前身是修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清华园（跟今天清华大学校内的清华园不同）。风雨百年，如今除了残余恩佑寺和恩慕寺两座山门外，畅春园昔日盛况早已杳然无踪。2005年8月份，北京大学畅春园学生公寓落成，其位置正处于畅春园遗址的中心。

 

       在与北京大学校园有关的9座古园林中，畅春园是最晚与北大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畅春园以外，其他8座古典园林分别是：明代米万钟的“勺园”（清康熙、嘉庆时相继改为“洪雅园”、“集贤院”），清乾隆时期和珅的“淑春园”（又名“十笏园”，现未名湖景区），清嘉庆年间惠亲王的“鸣鹤园”及庄静公主的“镜春园”（原二者统称“春熙院”），清道光年间奕訢的“朗润园”（原称“春和园”，又称“庆王园”），醇亲王奕譞的“蔚秀园”（原称“含芳园”，又称“定王园”），寿恩公主的“承泽园”以及清末傅侗的“治贝子园”（又称“农园”，现五四广场东北部）。至乾隆十五年（1750）清漪园建成，便形成了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和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清漪园等庞大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元明清时期，这一带多泉多溪，远衬苍翠西山，被人称为“塞北江南”。到明代中叶时，北京西郊一带的园林日益增多，渐具规模，最享盛誉的当数武清侯李伟所建的清华园和著名书画家米万钟所建的勺园。清华园又被时人称为“李园”，园主李伟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的父亲，官封武清侯。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园在营建过程中，还巧妙地采用了借景的处理方法，此后，米万钟在营建勺园，乾隆皇帝在修建清漪园时，甚至到以后的墨菲在设计燕园时，都采用了“对景西山”的构园技巧。曾评价说：“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 据文献记载，李伟去世后，清华园为其后人所得，一直传至第五代武清侯李国瑞之手。

 

       明代末年，清华园仍盛不衰，盛况持续60余年。可惜的是，明清易代之际，由于兵事连绵，这座名园也就在战火中荒败废弃了，西郊一带，明朝修建的园林尽为清朝的皇亲贵族及王公大臣们所有。后来康熙降旨命吴人叶陶，在清华园基址上建造第一座皇家“御园”，作为“避喧听政”之所。康熙二十九年（1690），全园建筑告竣，正式命名为“畅春园”，寓意“四时皆春”，“八风来朝”、“六气通达”。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皇帝很喜欢这座园子，为此还专门写有《御制畅春园记》一文。三十六年间年均驻园7次107天。 道光以后，畅春园就逐渐衰败。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在焚毁圆明园以后，又对周围的皇家园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掠和破坏，畅春园首当其冲，未能幸免这一劫难，园中建筑悉被焚烧。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畅春园一直未能重建。据宣统元年（1909）时的测绘地图所见，当时的畅春园已是一片荒地，只留下几处土丘和低洼苇地。民国时期，北京西苑一带先后驻扎陆军十六师、冯玉祥国民军第十一师、万福麟五十三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军队，畅春园旧址被辟为操场。等到日伪时期，畅春园又被开辟成农田。

 

      上个世纪70年代前，畅春园旧址上新建楼宇还不是很多。1983年以后，便开始在旧址上大规模地修路建房。在旧址西南部建成芙蓉里居民小区和万泉河中学，东南部建成海淀体育馆和畅春园饭店。在修建畅春园饭店时，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曾撰写《新建畅春园饭店记》一文，以简洁明晓的语言记述了畅春园一带的历史沿革，对于我们了解畅春园的历史掌故大有助益。之后，畅春园遗址的西北部划归北大所有，现在在这里建有北大二附中和北大教职工的住宅楼，与蔚秀园、承泽园的教职工住宅区连成一片。这样，畅春园就成为迄今为止与北大结缘的最后一个古园林。

 

       90年代以后，畅春园遗址一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其东北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饭店，在其东南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其北京硅谷电脑城和畅春园食街是典型。这一时期，还在遗址的中段修建起畅春新园，经过整理修葺，这里已经成为附近人们游玩散步的小型公园，成为北大西墙外一处宁静优雅的所在。新园的东西两端各有一座由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题写的畅春园石碑。由

 

       今日畅春园遗址上的古迹，仅存畅春园东北界桩和恩佑寺、恩慕寺两座山门。东北界桩因为最近的拆建而被挪去。恩佑寺建于雍正元年（1723），是雍正皇帝为供奉康熙皇帝的遗像而建造的，因而建得肃穆庄严。乾隆八年（1743），圆明园安佑宫建成以后，康熙皇帝像被移到安佑宫供奉，恩佑寺便成为佛地，正殿供奉三世佛。今遗留山门额为“敕建恩佑寺”，为雍正皇帝所书。乾隆四十二年（1777），孝圣皇太后病逝，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其母，便在恩佑寺的南侧，构建了恩慕寺，恩慕寺正殿供奉药师佛。取名恩慕寺是兼恩佑寺和永慕寺二寺名而得（永慕寺建于南苑，是康熙皇帝为他母亲烧香拜佛而建）。恩慕寺的建筑规格与恩佑寺相同。今遗留的恩慕寺山门额为“敕建恩慕寺”，为乾隆皇帝所书。两座寺庙，一为供奉父像，一为纪念慈母，又都与佛的世界相关。可见儒释文化在帝王之家的影响也非同寻常。这两座山门于1984年6月被列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并于第二年进行了修缮。

 

农园

 

       历史上的农园与食堂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古园林之名。农园的前身治贝子园是晚清皇亲贵胄的私家园林，其位置就在今天五四运动场及其附近一带。经过近年来不断的修建，昔日农园的遗迹已经无处可寻。

 

       在北大所属的几座古园林中，农园的开辟时间是最晚的，它的园主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及其它园主那样的显赫。农园最初的园主是晚清宗室贝子载治，所以农园最初的名字为“治贝子园”。到光绪中叶时载治的二子溥侗继承了这座园子。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是民国初年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之一。他对昆曲、京剧造诣很深，在近代戏曲史上非常有名，还在清华大学等学校受聘作为教授昆曲艺术的导师，桃李满天下。由于溥侗是满清贵族，所以花钱一向无度，入不敷出。民国外交部于1916年8月致函北京警察厅要求立即查封溥侗花园（即治贝子园），警察厅随即对治贝子园进行了查封，这时的治贝子园约有四顷多地，园内有大小水井六眼，园内各种大小树木八百四十余棵，内有大小房屋共一百三十九间。治贝子园被查封以后，就被封了将近十年，其间还发生过盗窃事件。到了1925年，由于园内有一些房屋倒塌，有些屋子上的封条也已经破损，警察厅又对园内物品进行了清点，并对房屋进行了重新查封。到1928年时，地方法院拍卖治贝子园，燕京大学以45200元购得此园，所得地皮258.1亩，房屋71间。从此，治贝子园就归到了燕京大学的名下。因为园子已经破败不堪，就将大部分作为农场，农园之名，因此而来。

 

       1952年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以后，在农园一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把这一带建成了重要的教学区。先是在农园的遗址上开辟了五四运动场，之后又在运动场以北修建了第三教室楼，西边修建了五四体育馆和农园食堂，东边修建了露天游泳池。1988年侯仁之先生撰写《燕园史话》时，五四运动场以北旧日园林的遗迹还依稀可见，而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荡然无存了。仅在游泳池以南、三教以东，有一座四合院形式的小庭院，门前有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站立雕像，在热闹的教学区显得十分幽静和特别。现为中国哲学暨中国文化研究所，就是在农园部分遗址的基础上修建的。农园在修复过程中曾得到了当代著名学者陈鼓应、雷永泰以及陈金发的大力襄助。庭院门前挂上了写有“治贝子园”四字的门牌，牌上四字为季羡林先生所题。

 

镜春园

 

      在几座古园林中镜春园应该是最小的一个。镜春园和鸣鹤园原为一个园区，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乾隆年间为大学士和珅淑春园的一部分。后至嘉庆七年（1802），为了改作宅用，才将该园一分为二：西部赏给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居住，是为鸣鹤园；东部较小，赏给嘉庆皇四女庄静公主居住，改名为镜春园，这样就形成了东西两园鼎立的格局，现在从第一体育馆北端通向朗润园的大路就是当年两个园子的分界线。但镜春园相对来说比鸣鹤园要小得多，不到鸣鹤园的五分之一。

 

       镜春园在咸丰十年（1860）的“庚申之变”中应该遭到了破坏，经过这次浩劫，园中建筑所剩已经不多。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镜春园又并于鸣鹤园内。等到民国初年，徐世昌以薄酬租下了鸣鹤园和镜春园，合称淀北园。他把鸣鹤园中幸存建筑进行拆毁，但估计对镜春园并未有大的破坏。20年代前期，燕京大学以淑春园旧址为中心开始建校时，镜春园仍属徐世昌所有。而当时燕京大学已经买得镜春园北邻的朗润园作为教职员工的住宅，中间隔有镜春园，不便通行，必须绕道东门外来往。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燕京大学曾屡与徐家洽商，计划扩大校园，向北直通朗润园，希望以优惠价格购入镜春园，并在园那兴建专供中外文化交流之用的图书馆一座，并以徐氏别号“东海”为名，作为协商条件。议还未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镜春园才被合并于北大，从而使北部校园连成一片。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以后，对镜春园进行了修建，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了北大建筑公司和北大材料厂，而这一古园林的遗迹也就逐渐无迹可寻了。

 

燕南园

 

       燕南园因位于燕园的南部而得名，占地48亩，主要作为燕大外籍教室的住宅，按照当时所有中外教室住宅的编号顺序，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这一编号从燕大到北大，一直没有变更。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扩大校园，燕南园西墙的北端向外延伸，于是又有了一个新的宅院，编号为50号。燕南园的建筑以“洋式”为主，多为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花园。室内装饰业具有典型的西洋风格：铺设木地板，楼梯设在屋内，屋里有供冬天采暖的壁炉，上下两层楼各有独立的卫生间。

 

      燕大时期的燕南园虽然是为外籍教师而建，但业有中国教授居住，洪煨莲教授、吴文藻谢婉莹（冰心）夫妇和40年代后期住进来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就是这里的早期居住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1950年，燕京大学改为国立，外籍教师纷纷回国，燕南园渐渐空了下来。

 

      1952年后，如同住在这里的知名学者正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样，燕南园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由于学者们是陆续迁入的，并且住户较多，燕南园便不再象燕大时期那样一家一个院落了，而是依建筑面积的大小，将每个院落分隔供两家到三家居住。

 

       61号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侯仁之院士的家。侯仁之和夫人自20世纪30年代初考入燕京大学，至今在燕园已70年了。

 

       在以人文大师荟萃而闻名的燕南园里，周培源先生是为数寥寥的数理大师之一。饮誉世界的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培源是在1952年住进燕南园的，他曾是燕南园56号的主人。

 

      55号和57号从方位上看呈对角而立。有趣的是，它们的主人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而有着某种“对峙”的关系。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定在55号住过多年。在燕南园众多居住者中，冯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是惟一一位由毛泽东亲定到北大教书的学者。“文革”冯定一直顶着“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文革”中，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批判冯定、冯友兰联络站”。“对台戏”没唱成，哲学系这两位最有名的教授双双被推上了受批斗的台子。 与冯定“唱对台戏”的冯友兰就住在燕南园57号。1952年院系调整后，冯友兰从清华园乙所迁到燕南园，并终老于57号。说起“三松堂”，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冯友兰先生的居所，但问到具体方位，一些人就“不知其所在”了。他的全集名为《三松堂全集》，表明了他对57号的眷爱。冯友兰曾在《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中说起“三松堂”得名的缘由：“……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自从1990年冯友兰先生以95岁高龄去世后，冯先生的女儿宗璞一家就住在三松堂里。

 

       与燕南园同样饱经沧桑的是63号院。这里原是燕大的美籍音乐教授范天祥自费修建的住宅，当时他的院子最大，被人称为“范庄”。范天祥任燕大音乐系主任，夫妇二人才华横溢而又诲人不倦，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人才。范天祥教授还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很大。

 

      51号的饶毓泰先生是较早迁入燕南园的学者之一。饶先生是物理系教授，在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谁知文革刚刚开始，一张大字报就夺去了饶先生的生命，他在住所投缳身亡。不久，住在64号的翦伯赞夫妇也双双自尽。

 

      文革期间，燕南园里突然挤进了许多外来人口，有造反派、工宣队、革命教师各色人等，那些已沦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学者大师们或把自己的居所分给他们共住，或是被挤走。

 

       当时燕南园里约有80余户人家，燕南园的房子被进一步分割，有的住户就没有厕所了，于是就把原来燕南园中心花园的儿童游戏场拆掉，建了一个化粪池式公共厕所。从此，每当起风的时候，燕南园中便弥漫着一股不适的气味。这个厕所至今犹存，被北大人称为“园林建筑的败笔”。

 

      一代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自1956年起就居住在燕南园60号。

 

      仙逝的老先生门把房子留给了他们的子女，比如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王力先生的女儿王济慈、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汤一玄以及周培源先生的孩子、朱光潜先生的女儿等等，这些后代们有的也在北大任职。与此同时，有的老先生过世后把房子交给了自己所在的系、所，这些房子就被派上了新用途。如51号和55号。继饶毓泰先生之后入住51号的是数学家江泽涵院士，他把拓扑学引入了中国。江先生去世后，北大数学研究所把51号重新进行了修整，准备迎接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不幸51号修整完毕，吴先生却病逝了。现在51号已被数学研究所辟为一处高级招待所，用于接待国内外前来北大进行学术交流的著名数学家们。80年代中期陈岱孙先生搬入55号，陈先生是经济学界一代宗师，也是著名教育家，他执着事业，终身未娶。陈先生过世后，学校在他居住的55号院内为他立了一尊铜像。

 

      2001年7月，北大燕南园建筑群被划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校方也开始整理保护包括燕南园在内的这批近代建筑。

 

   

 

鸣鹤园

 

       鸣鹤园与北大的另一座古园林镜春园，原本同属春熙园，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乾隆年间，赐予驾前宠臣和珅为园，成为淑春园的一部分。后至嘉庆七年，将淑春园一分为二，东部较小园区赏赐给嘉庆四女庄静公主，名曰“镜春园”；而西部较大园区则赏赐给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即为鸣鹤园,俗称老五爷园。鸣鹤园全盛时为京西一座名园，它与当时的自得园、自怡园、澄怀园、熙春园相媲美，同谓京西五大邸园。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鸣鹤园也在所难免，园中大部分建筑都遭到破坏，只有几处建筑遗存。同治三年（1864），绵愉去世，鸣鹤园仍为他的后代所拥有。因长期无力修葺，该园便日渐荒落。当时园中情形屡屡见于清末醇亲王奕譞（蔚秀园园主）的诗文之中。虽然这时的鸣鹤园已日趋荒废，但据记载，当时奕详与奕谟二人还居住在园内。民国初年，徐世昌以薄酬四百元向当时的紫禁城小朝廷租下此园，本来园中建筑所剩无几，他租下此园后，却把园中幸存的建筑大量拆毁，把拆下来的上好木料运回老家，使鸣鹤园又遭受了一次大的破坏。之后不久，鸣鹤园又转入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他在那里建有夏令别墅和祠堂。1928年以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从陈树藩手中购得此园，作为新建成的校园的一部分。

 

       历经风雨坎坷，鸣鹤园的原有建筑大多已经荡然无存，只有翼然亭、龙王庙中的重檐六角亭、春熙园垂花门为昔日鸣鹤园中的遗物了。

 

       1992年，在吉尔·赛克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大学修复了鸣鹤园。尤其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修建（此地为文革时关押知识分子的牛棚），更是为学校修复旧日园林提供了典范。遗憾的是在翼然亭西侧所建的生物技术楼，却从西部遮挡了作为鸣鹤园主景点的翼然亭。此外，由于用地困难等原因，还在校园西北部建设了实验动物楼、心理实验楼等教学建筑，而且所处的位置又恰恰是鸣鹤园古建筑群的基址上。这几处建筑虽为仿古建筑，但无论是从建筑风格还是从建筑功能来说，都与周围的风景和建筑显得很不协调。

 

承泽园

 

       承泽园位于校园的最西边，离教学区最远，园区又多为教职工住宅，所以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会觉得有些陌生。承泽园也已经有了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了，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园林。历经劫难，承泽园的主体建筑一直保存至今，实在是不容易的。

 

        承泽园大约始建于雍正三年（1725），为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最初赐予果亲王允礼为邸园。后至道光年间，道光皇帝把京西王公的园林进行了重新分赐。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把承泽园赐给了寿恩固伦公主。寿恩公主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女，所以当时的承泽园又俗称六公主园。寿恩公主在咸丰九年（1859）去世，按照清朝惯例，不久承泽园就收归内务府。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承泽园又赐给了庆亲王奕劻，深得慈禧太后重用，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大臣。奕劻作为当时主管外交的总理大臣，经常与各国使节交涉事务。慈禧太后驻跸颐和园的时候，他也在承泽园宴请外宾。

 

        辛亥革命以后，承泽园为一代文化名人张伯驹先生购得，在北京大学购入该园以前，张先生是承泽园的最后一位主人。

 

       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第二年，张伯驹先生便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从此以后，这一古老的园林就成为北京大学校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只知道知道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劫掠圆明园及附近园林时，承泽园并未受到破坏（这或许与奕劻与列强的关系甚密有关）。根据图文所载，后期的承泽园总体上分为南北两部分，中间隔以东西走向的溪湖。当时园门向南开，南部为宫门和附属房屋，北部为园区建筑的主体部分，又分为东西两所，建有正房、厅堂、小亭、城关等建筑若干。北京大学购得此园以后，在园区南部修建了教工楼，因此南部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北部风貌依旧，分隔南北二区的土山湖溪遗迹仍明晰可见。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于1992、1999年先后将承泽园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北京大学校庆之际，在马来西亚华裔人士廖宗明先生的资助下，北京大学按原貌对承泽园西所进行了修缮，部分地再现了这一古园林的昔日风貌。现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相形之下，东所的面貌则显得有些破旧了，当年建筑一仍其旧，年久失修，而居民又在其中随意搭建房屋，致使这一带在破旧之外又增添了几许凌乱，这对于保护幸存的古旧建筑十分不利。

 

蔚秀园

 

       蔚秀园原名含芳园，为昔日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介于南北两“御园”之间，南为畅春园，北为圆明园，位置相当重要。但它究竟创始于何时，只知道它最早是贵胄载铨的赐园。载铨于咸丰四年（1854）去世，蔚秀园便收归内务府。咸丰八年（1858）含芳园转赐给醇亲王奕譞。就在赐园的当年冬天，咸丰皇帝为含芳园赐名“蔚秀园”，并亲笔题写“蔚秀园”三字赐予奕譞。从此便有蔚秀园之名。

 

      醇亲王奕譞（1840—1890）为道光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兄弟，又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还是光绪皇帝的“本生父”，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因此他在晚清时期是一位地位相当显赫的亲王。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纵火焚烧圆明园时，蔚秀园同被殃及，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自此以后，奕譞很长时间都没有到过蔚秀园。以后，为了随侍西太后在颐和园听政，奕譞不得不对蔚秀园进行修葺。但据记载，这次修葺时设计平凡，工事简陋，与焚毁之前的蔚秀园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奕譞于光绪十六年（1890）去世，按照清朝惯例，蔚秀园收归内务府管理。直到清朝覆亡前夕，才赠送给奕譞的第五子载沣作为私产。载沣（1883—1951）是从清朝到民国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当时在朝为摄政王，所以他实际上是慈禧去世后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根据推测，在1931年12月燕京大学购得此园之前，园中情形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蔚秀园占地120余亩，园中有房80余间，树木尚有千余株，稍加修葺以后便作为教职员工的家属宿舍。

 

       燕京大学时代，蔚秀园基本还保持着往日的面貌。1952年，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以后，为了解决教职工的住宅之需，便于1973年至1979年先后在园中西部和北部，建造了15幢楼房，以后又在园区南部修建了一座幼儿园，这些举措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蔚秀园遗址的完整面貌。现在园中仅有东南部分湖泊相连，土山、刻石、旧迹尚明晰可见。湖岛上遗存的建筑物，并非1860年前园中建筑之布局，而是后来奕譞修整园中部分建筑之遗迹，虽不能反映出全盛时期园中的全貌，但作为历史的见证，也是值得保护的。

 

朗润园

 

       朗润园原名春和园，是当时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清代嘉庆年间赐与永璘为邸园。永璘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嘉庆四年被封为庆郡王，所以当时的春和园又俗称“庆王园”。嘉庆二十二年（1824），永璘的后人奕彩被夺去爵位，按照清朝惯例，春和园也被收归内务府管理。等到咸丰二年（1852）前后，春和园又转赐给恭亲王奕訢居住，始改名为朗润园。从此以后，朗润园就进入它的全盛时期。

 

       奕訢（1832—1898）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在晚清政局中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颇大的人物。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他与慈禧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清除肃顺等八大顾命大臣，为慈禧以后走上权力的顶峰铺好了道路。他以“领袖”的身份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一起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

 

       奕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病逝之后，朗润园又一次收归内务府管理。1912年清帝逊位以后，朗润园仍归皇室所有。此后，徐世昌以租用为名拆毁鸣鹤园，将木料运回老家。这一举动引起了紫禁城小朝廷的戒心，深怕周围的皇亲园林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就把朗润园赏给了贝勒载涛作为私产。载涛也就成为朗润园并入燕园之前的最后一个园主了。载涛（1887—1970）是光绪皇帝的同胞兄弟。解放以后，毛泽东主席特意委任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还担任过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载涛得到朗润园以后，每年夏季常来园中避暑，经常去圆明园遗址散步。有一次，他听说有一批圆明园中的遗物要被盗卖，他便出钱将这批文物买了下来，运到朗润园中，其中有西洋楼大水法石屏风、翻尾大石鱼、一对石雕麒麟和丹墀。这些都是圆明园遗留文物中的精品。其中，五块石雕屏风长期放置在朗润园内，“文革”以后，圆明园管理处征得北大的同意，将其运走，并放置在原来的地方——大水法御座的后面。翻尾石鱼在朗润园中放置多年，燕京大学1930级学生毕业时，从载涛手中将此鱼购买赠送母校，现置于未名湖中，石鱼含塔影已经成为未名湖胜景之一。石麒麟和丹墀存放朗润园多年以后被置于北大办公楼前。

 

       20世纪20年代初，燕京大学建校。不久，载涛便将朗润园卖与燕京大学作为教职工住宅。一直到解放前，朗润园基本上都未经修缮和增建。解放初期，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为解决当时用房困难的问题。校方于1957年至1960年之间，在园区东部滨湖新建六座教职工住宅楼和一座招待所楼。主岛内外，先后修建了平房203间。虽然新建房屋风格与古园林不尽协调，但在增建过程中并未损坏朗润园旧日的主体建筑、湖泊水系和土山岗阜。1995年10月至1997年5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资对朗润园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和增建。总共修复中所宫门3间，东配房5间1进，正房5间2进，抱厦殿5间及抱厦3间，耳房5间，游廊22间，方亭1座，总计千余平方米。使得朗润园的主体建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修成以后，朗润园的主体建筑便作为经济中心的办公用地。此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筹资在主体建筑以东增建了“万众苑”。

 

三角地

 

       是校园学生宿舍区与教学区交界处几条道路勾出来的一小块三角形空地而已。说空也不空。不知是从何年、何月开始，在这里立起了几扇栏板，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纸张，今天贴一批，明天换一拨儿，无休无止。从20世纪50－70年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直到今天形形色色的应聘启事、商品广告，这几扇栏板似乎从未停止过变化。本来应当是代表着“稳定”的三角形，在这里却呈现出一种鲜活的动态性，成为最新、最快的“信息发布中心”。

 

燕园最美的十大树景

 

       一、南门主街两侧的槐树

 

      是许多北大新生感受到的燕园的第一抹绿吧。每年九月的迎新队伍总是设在南门主街两侧，槐树下排出一长排课桌，全校所有院系的迎新地点都设在这里。在这片片绿云之下，斜斜的伸出各系的系旗，或是“欢迎新同学”的大红条幅，新生们在这里和梦寐以求的北大“第一次亲密接触”。

 

       二、“公主楼”前的银杏路

 

       在北大，有两条“银杏路”，它们分别位于学生宿舍31楼和28楼前。在这两条路的两侧都栽满了银杏，每年10月银杏开始泛黄时，便呈现好一派的缤纷美景。这两条路在校园里平行呼应，两相比较，31楼前的银杏路要更热闹一些，也更多的为人们津津乐道。究其原因，要得益于这31楼一直是北大最著名的“公主楼”。因为31楼长年为女生宿舍楼，而且多为文科女生，所以得了“公主楼”的美誉。

 

       三、学一食堂门口的国槐

 

        学一食堂以它质朴的特色吸引着许多忠实的就餐者。这两棵树要追溯到清朝时，它们正是当年军机处衙门门口的两棵树。

 

        四、俄文楼前的元宝枫

 

        五、临湖轩前的白皮松

 

        这两株白皮松是明代的古树，石砌的底座让它更显尊贵。宗璞先生在她的《燕园寻树》中有这样详细的描写：“北边的一株在根处便分岔，两条树干相并相依，似可谓之连理。南边的一株树身粗壮，在高处分岔。两树的枝叶都比较收拢，树顶不太大，好像三位高大而瘦削的老人，因为饱经沧桑，所以沉默。”

 

        六、未名湖东南角上的高柳

 

        七、办公楼前的大银杏

 

        八、六个院的爬山虎

 

        九、五四运动场旁边的金合欢

 

        十、澡堂南窗的梧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