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商界大王豪宅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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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时事造英雄，彼时民族工业的繁荣，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引进了西洋的技术设备，他们收纳了上海最早的农民工，他们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品质。在那个用金条和枪火说了算的年代，商界巨子们一跺脚，上海滩是定规要抖三抖的。于是，民众们心悦诚服地送了他们一个“行业大王”的民间封号。

    然而，高高在上的大王们，还是一个接一个隐没在时代的浪潮中。惟有那百年不变的府邸依稀记录着往昔的荣耀，已然物化的精神在上海这个商都中昂扬，冷暖中，未见低头。

 

“房地产大王”沙逊——钻石王老五每礼拜都要带部下去别墅度周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英籍犹太人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他在作战中左脚负伤致残，从此得了个“翘脚沙逊”的外号。作为世袭准男爵，他无法阻止沙逊家族那不安分的血液在身体内沸扬，他无法阻止犹太民族那精明到极致的思维在大脑中盘旋。从印度到上海，谁也无法阻挡他在地产业散发出耀眼光芒，他就是维克多·沙逊，上海滩不争的“房地产大王”。

 

    1918年，沙逊在印度继承家产，取得新沙逊洋行的经营权。野心十足的沙逊涉足政界，做了印度殖民地国会议员、调查印度工业劳动问题皇家委员会委员等职。20世纪20年代，由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新沙逊洋行的经营重点就转移至上海。1923年，年过不惑的沙逊来上海亲自主持业务，除贩卖鸦片、军火外，房地产投资是他最大的一桩生意。不多久，他便因此成为了上海滩首富。

    沙逊先是建造了沙逊大厦、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都城大楼、汉弥尔顿大楼等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自“远东第一高楼”沙逊大厦建成后，外滩一带的地皮，一路上涨，势不可当，竟超过纽约和伦敦。沙逊乘胜追击，接着又造了凡尔登公寓、仙乐斯舞厅、罗别根花园、伊扶司乡村别墅等。

    1932年，因日本侵华局势严峻，沙逊开始陆续抛售其在上海的产业。抗战胜利后，他决定将资金转移至香港、伦敦，并将新沙逊洋行的总部迁至巴哈马的拿骚。解放后，因拖欠国家大量税款，沙逊不得不将剩余产业全部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至此，“房地产大王”在中国的业务告终。

    寻踪提示：

    沙逊生活极其奢侈，性格十分诡秘，他对自己的残疾十分敏感，终身未娶，最多也是和美国女作家项美丽闹闹不着边际的花边新闻。在他拥有的那么多房产中，有两处是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这也是人们推测的沙逊府邸。

    沙逊大厦（和平饭店北楼）建于1928年，哥特式建筑。大厦外部全部用花岗石饰面，面向黄浦江19余米高的屋顶则用瓦楞紫铜皮覆盖。沙逊大厦4到9楼为华懋饭店，饭店设中、英、美、法、德、印、日、意、西九大异国风情套房。1956年，大厦改名为和平饭店。饭店10楼的沙逊阁餐厅包房据说当年就是沙逊的私人卧室和书房，他很喜欢叼着雪茄对着黄浦江出神。上海的很多大事就是沙逊及一帮大王在壁炉旁商度出来的。去年4月，和平饭店进行全面停业修缮，整个项目预计在明年年底完工。

    沙逊对部下还是满大方的。每逢周末和炎夏，他总要领他们一起去虹桥路2409号的沙逊别墅度假。这是一座红瓦黄墙的英国古典式乡村别墅，建造前沙逊不惜工本从英国运来了高档橡木和其他建筑材料。登上台阶进入门厅，南面是起居室和餐厅，北面是会客室和书房。起居室的木构架裸露于墙面，搭配木窗木壁和大火炉，感觉很田园。别墅周围是草坪树林，庭院里有雕塑、马槽、饮水池和玻璃花房。喷水池则设在辅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沙逊别墅成了接待日本军政人员进出虹桥机场的招待所。抗战胜利后，沙逊看看苗头不对，就以12万美金的低价把别墅转让给上海金融界大亨厉树维，并改名“虹桥俱乐部”，会费每人500美金。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将此作为临时指挥部。后来就被房管部门当作机场招待所。上世纪80年代末，沙逊别墅成为了龙柏饭店的一号楼。

    谁料1990年，定居香港的厉树维后人带着房产证明来上海要回产权。经有关部门核准，别墅真的还给了厉家。如今，住在里头的厉家后辈早把这里当成了厉公馆，哪里还记得跷脚沙逊。

 

 

“面粉大王”孙多森——因为是李鸿章侄孙，所以在华山路上分到了一块地皮造公馆

“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家训。这母亲乃李鸿章的侄女李太夫人，这儿子便是后来雄霸上海滩的“面粉大王” 孙氏兄弟中的弟弟孙多森。

 

    孙多森及其兄孙多鑫，按照李太夫人的指点，在父亲孙传樾去世之后，开放思想，发奋创业。孙传樾曾任江苏记名道、南京洋务局总办，给孙家留下了相当殷实的家资。兄弟俩揣着资产先是去扬州，向姑夫何维键（著名盐商、扬州何园的主人）借了盐票办盐。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就开始闯荡上海滩了。

    1897年，孙多森、孙多鑫一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阜丰面粉厂。弟弟做总经理，哥哥任协理。结果大获成功，兄弟俩从此声名远播。因此便引起孙家的亲戚、在北方主办实业的周学熙的关注。周学熙向袁世凯推荐了孙多森，使之进入北洋实业界。孙不负众望，在中国银行创办之初，主掌了一段中国银行的业务。有了参与创办中国银行的经验后，后来索性创办了孙氏家族的中孚银行。于是，在“面粉大王”之后，孙多森又取得了“银行大王”的业绩。

    中孚银行虽然后来遇到过几次大危机，但由于有阜丰面粉厂等经济实体作后盾，因此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公私合营后逐步归入国家工商银行。

    1917年6月，孙多森再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但因张勋复辟，动局动荡，未去就职，后来即被免去，两年后病逝于天津。

 

 寻踪提示：

    孙氏兄弟的公馆位于华山路武康路口。在这个路口有一组西班牙风格的淡黄色小洋楼。东边向长乐路延伸的是3幢4层楼的公寓式楼房。靠近武康路的是一组古堡式的组合建筑。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南边接近永福路的洋楼气派上明显要大些，格局也要宽阔许多，这里就是孙家的公馆了。

    当年半条华山路都是李家的，他们就将大块地皮不断卖给李家亲戚造房子。因为辈分上算是李鸿章的侄孙，所以孙家兄弟也就分到了一杯羹。不过，现在这幢洋房既不姓李，也不姓孙，而是住进了普通居民。

 

 

 “纺织大王”郭隶活——玻璃洋房落成时，四大家族都赞其气派豪华

在发行金圆券时期，国民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进行武力劫持，迫使他们遵守“限价”抛售物资，支持金圆券。主持永安纱厂的郭隶活因此被拘捕，并告知必须存货一空。但郭大王抗住了，并且在解放后成为了“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政策”的模范典型。

 

    大名鼎鼎的永安公司是郭家的家族企业，由郭标、郭乐、郭泉、郭葵、郭浩、郭顺六兄弟合力经营，郭葵之子郭隶活是郭家的第二代掌门人。

    父辈先是在香港创办了永安百货、永安保险、永安大东旅行社和永安维新织造厂等企业，四年后再到上海创办了永安百货公司。十五年间，先后开了五间大纱厂和一间印染厂，成了纺织业的大王。第一代创始人郭乐在美国病故后，郭泉被世人誉为“华侨巨贾”，并当选为国民大会香港区侨民代表，郭顺也亦当选为上海市民代表，郭家的这些大纱厂，则交给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麻省毕法弗学院纺织工程系的郭隶活主理。

郭隶活继承父辈宿愿，将工厂完善为多功能的新型纱厂。在上海面临战火之前，他还把在国外花了250万美元订的一批纺织机器和原料抢运回国。因此这位老上海纺织大王，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得到陶铸市长的大力嘉奖，之后还荣升为广东省副省长。作为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政策的模范典型，郭大王叫老外感叹——中国的资本家真幸福。

 

寻踪提示：

    郭隶活原本住在愚园路419弄12号，另一种说法是住北京西路1081弄100号，与其兄弟郭棣超（107号）为邻。位于华山路893号的郭公馆是后来搬进去的。

    这幢洋房建于1948年，高二层，是一幢具有现代建筑风格的花园别墅。外观颇似铜仁路上的绿房子，讲究几何造型，因玻璃砖贴面而被称为“玻璃洋房”。圆柱体楼梯间、弧线型阳台、转角的玻璃窗等都使老房子增添了时尚感。据说郭公馆落成时，举行了盛大的竣工迎宾仪式。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及陈立夫、果夫昆仲纷纷前来志贺，盛赞洋楼气派豪华。

    文革后，郭隶活将自家公馆无偿长期借给民建上海市委和市工商联使用。这里一度成为了上海工商联合会的办公地点。2000年，5月18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迁入延安东路55号的工商联大厦。现在，这里归了一家实业集团公司。

 

 

 “道路大王”赵祖康—— 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像条玉带一样环抱着主楼

解放前，他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的身份，规划、主持、督造全国联络公路网，制定全国公路技术和概算统一标准，创立省市间互通汽车制度，建立全国公路监理体制；解放后，他先后以上海市规划局局长、公务局长以及上海市副市长的职务，将中山环路、人民大道、曹杨新村、西郊公园、人民公园等蓝图展现在上海市民眼前。他就是跨越时代的“道路大王”赵祖康。

 

    中国道路工程泰斗赵祖康是上海松江人，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土木工程系。而立之年，他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道路与给排水工程，并在纽约州交通局道路工程处任职。

    回国后他先后督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南京、上海两市联络公路；组织修建西北主干公路并踏勘甘青（兰州至西宁）公路路线；抗日战争初期，他组织抢修了前线军用公路和桥梁；筹建滇缅、甘新、中越等国际道路；先后主管川、滇、黔、陕、甘、宁、康、青、藏各省后方公路的修建。

    １９４０年隆冬，横断山脉间的不毛之地上，形容枯槁的赵祖康咳血倒下。在他身后，一条一千余里的公路将乐山和西昌连接起来。那时的中国，沿海港口已经全部沦陷，国际援华物资只有靠滇缅公路进入云南，但从云南到重庆，交通不便，必须绕道千里。而乐西公路建成，大大缩短了川滇距离。

为了这条道路的建成，赵祖康可谓心力交悴。病榻上，他提笔写下了两句诗：“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

    解放后，赵祖康继续为上海的道路工程建设作贡献。1995年，95岁高龄的赵祖康卒于上海，道路大王的人生路走到了尽头。

 

寻踪提示：

    赵祖康的寓所坐落于兴国路324号。赵公馆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楼房。该洋房建造于上世纪30年代末，外观设计上方圆结合，比较简洁。四坡屋顶上覆盖着红瓦，砖砌墙体外有水泥拉毛，落地长窗算是最豪华的细节了。洋房前有个花园，布置有绿数草坪、山石花草，当中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像条玉带一样环抱着主楼。想必道路大王当年，便是在踱步小径之时运筹帷幄的。

    赵祖康在上海的第二个住所是淮海路与武康路口的武康大楼。看来，这个“诺曼底公寓”还真是藏龙卧虎。

 

 

 “玻璃大王”蔡仁茂——矩形直阳台使之在周遭洋房的弧形阳台中特别显眼

是他第一个派员工驻扎比利时，直接从国外进货；也是他发起六家玻璃大户联合起来，包销秦皇岛耀华玻璃厂生产的国产玻璃，使上海人不再依赖于比利时进口的吹片玻璃。“玻璃大王”四个字，蔡仁茂是当仁人不让的。

 

    上海人最早见识的玻璃是进口的比利时吹片玻璃。所谓“吹片”玻璃是将玻璃液用人工吹成玻璃泡，冷却后经过划裁，再加工烘平。英商老哈咪、德商禅臣洋行都经销过比利时玻璃，当时上海玻璃五金业只能向洋行进货。其中部分大户通过洋行关系，由外商银行如记丰、麦加利等以贷款押汇方式直接向比利时定货。“玻璃大王”蔡仁茂靠着资金大、定货多，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者。1920年，于清光绪五年创设的蔡仁茂玻璃号会同森森泰玻璃号派专员，赴比利时考察业务，并在该国设立座庄，派人常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玻璃货源减少，国内便开始生产玻璃。秦皇岛耀华玻璃厂生产的国产玻璃开始成为上海市场的主要货源。“玻璃大王”就开始动脑筋了。蔡仁茂联合森森泰、春和祥、生茂祥、慎益、元春等六家大户组成“六合公司”，包销耀华玻璃厂二、三毫米平板玻璃，出厂价格按比利时货价，以英镑结算，付款时还可打一个月期票。结果除了畅销上海建筑业、制镜业等外，还远销苏、浙、皖、湘、鄂、鲁、渝等外地客帮。蔡家也就世世代代做起了玻璃生意。据说上海海关大钟钟面玻璃最早就是由蔡仁茂玻璃号第三代业主蔡仁初亲自划配的。

 

寻踪提示：

    五原路靠近武康路处，有一幢方正的白色三层楼洋房。这就是蔡仁茂的公馆所在。洋房最有特色的是阳台，从西到东拉成了一长条的矩形，齐整地叠了三层，在周围洋房的圆弧阳台群中，相当突出。当时，房子前面有一个大花园，如今的花园只是其中的一小块。
     现在，蔡公馆成了一家外企公司的办公地，草坪上设了门卫室，与稀稀疏疏的几棵老树为伴，谁也不晓得它的出身了。

 

“味精大王”吴蕴初——洋房大门口立着房产捐赠人的半身像

“工业救国的典范”、“代表了民族复兴的希望”，这是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对吴蕴初的评价。通过与日本味之素的比拼，他终于创出一片中国化工产品的天地，自己也成了响当当的“味精大王”。

 

    吴蕴初是上海嘉定人，他自幼聪敏，10岁就考上了清朝的“童生”。不过，令他着迷的却是西方科学，尤其是化学。他的第一份事业是在武汉汉阳铁厂做厂长，起初很顺利，不料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纷纷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该厂受到重挫。不甘心失败的吴蕴初与人合作，在武汉又办了一家火柴厂。哪知洋人又用低价倾销的战略将火柴厂打垮。吴蕴初意识到，中国人只有生产出同等质量、成本更低的化学产品，才有可能打败西方产品。
    1921年，吴蕴初把瞄准了当时垄断世界的日本“味之素”。随后，吴蕴初就和味之素干上了。他和夫人一起在上海租了房子，在阁楼里研制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工艺成功后，吴蕴初找到上海张崇新酱园老板张逸云，合作建立“天厨味精厂”，并且在吴蕴初的提议下，采用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佛手”商标。上市后，打出了“国货味精”、“完全胜过日本味之素”的口号。这正好迎合了历史潮流。从五四运动后，提倡国货的声音就响遍了全国。结果短短3年时间，日本“味之素”在中国就失去了80%的市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吴蕴初将“天厨”味精分厂搬去香港。1941年，日本一占领香港，远在重庆的吴蕴初立即电报指示香港“天厨”拆运撤退。但是，日军强迫天厨复工，并企图拆运“天厨”可以用来制造硝酸的设备。当时有些董事松口了，说把这些设备卖掉算了，但吴蕴初却说，“能搬走的尽量搬，搬不走的，毁掉也不能留给日本人。”
    吴蕴初后来拒绝了蒋介石要他担任民国政府经济部长的邀请，于1953年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寻踪提示：

    吴蕴初旧居在嘉定镇西大街198号，已挂牌并作为名人故居对外开放。故居向公众开放的文史资料包括抗战期间天厨公司向政府捐赠的飞机图片、在世博会获奖的味精包装实物———以弥勒、观音、罗汉为造型并配有国画的小玻璃瓶等。

    他在市区的住所在南昌路203号的一幢现代式花园洋房。底层为拱卷式门窗，饰有罗马柱。民国26年，吴蕴初将房产捐赠给中华化学工业会，作为该会活动场所。“七七”事变上海沦陷后，会务被迫停顿。民国31年1月，吴蕴初在重庆重组中华化学工业会，并担任理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总会由重庆迁回上海，重整旗鼓。现在会所的大门口还立着味精大王的半身像。

 

 

 “烟草大王”陈楚湘——彩色玻璃大窗上绘有海盗船、西洋美女等上海滩畅销香烟的商标

当年，京戏小明星吕美玉因为和“美丽牌”的形象打侵犯官司而大红大紫。慧眼相中她做形象代言人的正是时任华成公司总经理的陈楚湘。他靠这次“官司公关”不满一年即盈利累万，并使华成公司一跃成为国内烟厂中的名牌。

 

    陈楚湘出身于烟草世家，其父陈文鉴为兴业烟厂的创办人。1924年，陈楚湘子承父业，创办了福和烟草公司，后又与工商业者戴耕莘共同集资4万银元接盘华成烟厂，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国人热心提倡国货，于是华成烟厂出品的“金鼠牌”香烟销量直线上升，同年10月诞生的“美丽牌”香烟更是成了上海滩的名牌香烟，到抗战前，华成公司成为规模最大的民族卷烟企业，陈楚湘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烟草大王”。

    上海解放后，华成烟厂转为公私合营，陈楚湘仍任经理。

 

寻踪提示：

    陈楚湘的老宅位于愚园路395弄涌泉坊24号。这是一幢酷似马勒别墅的花园洋房，高四层，内有大小房间近40间。底层客厅东为紫檀厅，西为红木厅。回旋型扶梯有大理石踏步、铸铜花色栏杆。其中一楼半及二楼半的楼梯房墙上开有彩色玻璃大窗，其图案有西班牙海盗船、西洋美女等。这些图案就是当时上海滩上畅销香烟的商标。花园仿的是苏州古典园林，符合当时中西合璧的审美风潮。可惜当年的小桥还在，流水却已经干涸。如今这里住着9户普通上海人家。

 

 

 “颜料大王” 周宗良——外孙徐元章被变相软禁在祖宅中

因战争得到的终将因战争而失去。周宗良只做了35年的“颜料大王”。

 

    周宗良出生于宁波一个牧师之家，其父在当地经营一家油漆店，小有资财。周宗良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里读书，讲得一口好英语。周宗良进了德商爱礼司洋行设在宁波的经销行美益颜料行工作，开始跟外商与颜料打交道，1905年，他来到上海闯荡。
    周宗良以其英语和社交上的优势，得到谦信洋行老板的赏识，很快就坐上了买办的位子。一战爆发后，老板深恐损失，就与周宗良密商，将谦信在沪的不动产的户名全部改为周宗良，托其隐匿保管，而谦信所有染料全部折价，低价卖给周宗良。周宗良大胆应允。
    不久，战争期间亚欧之间运输断绝，进口染料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这样，周宗良就一跃成为“颜料大王”。
    抗战胜利后，因为德国、日本都是战败国，德国人在华的企业统统被没收。周宗良就此失去了“颜料大王”的头衔。在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请示后，周宗良和其他发了战争财的上海滩工商巨子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1948年，周宗良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赶紧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儿子到香港去了。1957年，昔日的颜料大王在香港去世。

 

寻踪提示：

    发迹后，周宗良便在上海娶妻纳妾，圈地造屋。宝庆路3号的院子原有一栋是德国人造的，他买下之后又续造了几栋，并依照德国人的习惯，安装壁炉，修整草坪。
    然而这幢豪宅自建成后就没太平过，先是被敌伪时期上海“76号”的行动队队长吴世宝相中，派了一帮人冲进来，借口周与重庆银行界有来往，要绑架他。于是，周宗良只得请了几个保镖日夜守护，每天早晨去上班时，先派人在门口察看动静，没有可疑迹象才出门。可是绑匪那天不等他出门，直接冲了进来，周见势不好，急忙从后门逃走，跑到隔壁法租界巡捕房寻求保护。绑匪找不到周，就把他太太绑走，周宗良最后花了4万元才把人赎出来。

    老周移居香港后的第五个年头，他的外孙徐元章搬进了宅子。徐十分爱惜祖上的宅子，多次出资保养房子。多少年来，他笃定地守着这一祖业和自己的老上海系列水彩画，时光全然无法侵蚀这样的宅子和这样的主人。正所谓“落难公子不走样，新发财子叫花腔”。有一次在翻修中意外地发现隐蔽在夹层中的60多年前的彩灯还能闪亮，那是专用于舞会的彩灯。于是，之后的每个周六下午，客厅总会高朋满座，舞曲一支接着一支。
    随着媒体的接踵而至，周家的族人也知道了这么一个乐园的存在。2002年6月，周宗良的三媳妇周遂良等7人向市第一中级法院递交诉状，徐元章的继承权受到了质疑。这场震动上海滩的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最后上海某地产企业钻了“继承人众多，分割不易”的空子，委托周家某后代以7300万元的竞价取得了这一市场估值近2亿的豪宅的房地产权证。2007年8月15日，徐汇区法院判决徐元章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迁出宝庆路3号，并搬离物品，迁往闵行区繁兴路上的一套房屋——55.25平方米的面积，没有产权证。
    徐家的一个朋友最近在网上发帖说，徐老师已经被“软禁”起来，他的亲朋好友不被允许进入房子探望，照顾他平时日常生活起居的F女士也不被允许自由出入，每次出入都要劳烦警察与门卫交涉。徐元章在电话里告诉这个朋友，12月14日，20几个民工再度破门而入，将大客厅的门锁撬掉……他说，“我身边怎么可以没有人，如果就我一个人在里面，弄不好哪天就会出意外，真的给人弄死了，都没人知道！你看我，现在成什么了，是不是好像成了劳改犯……”这似曾相识的一幕，看起来讽刺又叫人心酸。